两棵花椒树1
姚鄂梅
是体检查出来的问题。
事实上我有五年没去体检了,我对这事不感兴趣,对身体也不感兴趣。但这次体检有点特殊,我们要去一个以美食闻名的度假胜地,一边体检一边吃喝玩乐,这样的福利谁能拒绝。两个星期后,单位人事部门打电话来,叫我马上过去一趟,我还以为即将面临工作调整呢。
Ca待排。他们有点不敢看我的眼睛,马上就发现我错误地理解了它的意思。不是钙不是钙,肯定不是钙!他们痛惜地摆着头。
然后他们建议我立即去做个复检,这一点我跟他们想法一致,得赶紧查出真正Ca待排的那个家伙,反正不会是我,一直以来我体壮如牛,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么壮的自己。一个很壮的女人,意味着拥有自力更生的天赋,意味着身边不会出现半个绅士。有时我想,我要是我丈夫那样的人就好了,他很宝贵自己的身体,口腔溃疡要去看医生,感冒咳嗽要去看医生,连夜里做梦惊醒都恨不得立即跑到医院去。
但是,那个倒霉的家伙真的就是我,给我复检的人只朝片子瞄了一眼,就给出了权威判决:赶紧回去做手术吧。
在医院门口站立片刻,百感交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退场了,老天爷这回算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给我复检的医生真可笑,居然问我为什么一个人来复检,他大概以为我会像某些人一样,被癌症两个字当场吓瘫。早在十年前,我就把人生看透了,我的生活就是一盘霉干菜,不会变得更坏,也不可能变得更好,多活二十年跟少活二十年没区别。
我也真够孤陋寡闻的,竟从没听说过胆囊癌,原来人的任何部位都有可能生癌。据说有人下了手术台就没醒过,当然,大多数都醒过来了,在病房里脱发,呕吐,皮包骨地死去。我向来喜欢未雨绸缪,就决定把自己当前一种人来做准备。我打开行李箱,装好要带去医院的东西,整理房间,以确保我不在的时候,不管谁接手,这个家都能正常运转。一切准备就绪,我来到卫生间,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在自己家里洗澡了,因此洗得格外仔细,每一处皱褶,每一根毛发,母亲当年给我的一切,如今都要寸草不留地还回去了。洗发液剩得不多,大概够洗两次,反正也不用再回来洗头了,我决定奢侈一回,把它全倒在头上。片刻,泡沫像一件棉花做成的衣服,裹满全身,温和,细腻,微微颤抖。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们作为两个家庭的庭长分别钉在离我三十公里和五十公里的地方,我没通知他们,事实上,我跟他们很少联系,如果我是霉干菜,他们差不多就是豆瓣酱,就算隔上两年不通音信,彼此间也没什么必须要说的变化。我准备了一个贴身小本子,到了那一步,单位的人应该会按照本子上的电话号码通知他们。我猜他们接到那个电话时,应该会大吃一惊,那一瞬间的情景,应该会像晴天的闪电一样留在他们记忆里。我想把这个设计当作一件礼物送给他们豆瓣酱一样的人生。他们和我一样,都太需要惊喜了,就算没有喜只有惊也可以。还有一个电话,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打给我的丈夫,他在离我十几公里的地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长年分居,刚开始我们一周一见,后来两周一见,后来一个月,两个月,现在,我已经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不知是不是喜欢跑医院吃药过多的原因,我总觉得他哪里出了问题,才刚五十,满头白发,走路慢吞吞,尤其掏钱包的动作,慢得让人以为他想赖帐,偏偏他又是个极细心的人,找回的零钞要细数一遍,纸票进钱包,硬币放口袋,回家后叮叮当当归入一只铁盒子,铁盒子像鸳鸯火锅一样分两格,一元五角的一格,一角的另一格。每次见到他这样,我就赶紧躲开,不然,我怕自己会陡起杀心。无趣的人老得更快,我见过好多像他这个年龄的人,人家还生龙活虎像个未婚的小伙子。至于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跟他的生活有关,工作轻松没有压力,没有家务,没有需要操心和监督的孩子,没有性生活(我多么希望他能在他的地盘出个轨,我保证不会突击探亲),唯一能刺激他的就是一些突发性小事件,比如临时停水,他一开水龙头,像被蛇咬了一口,惊声尖叫起来。连突然停水都承受不了的人,如果告诉他替他养着儿子支撑着家字头上的宝盖头的人突然得了癌症,估计不是吓得神经失常,就是诱发心脏病一命呜呼。那可不行,不能让儿子成为孤儿。当然,更不能告诉儿子,儿子即将高考,学校已经把他们牢牢地圈起来,进入封闭式复习阶段,就算天塌下来了也要先瞒着他。
如果我能平平安安走下手术台,只需带着一包药回家,那么我连曾经被宣判过“死刑”的事都不要告诉他们。能自己处理的事尽量自己处理,能自己撑过去的难关最好不要麻烦别人,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
跟门诊部相比,住院部洁净而有序,窗帘低挽,微微飘荡,走廊地板熠熠生光,一腔胡思乱想顿时平服下来。值班护士接过我的住院通知单,朝我左右打量,看我是否把陪侍的亲属藏到了空气里。
跟我同一个房间的还有个病人,从她的信息卡上我知道,她叫倪可,子宫癌。我进去时她不在,护士说,她多半在阅览室。
爱读书的人当然要叫倪可,难不成还叫夏芬?夏芬跟我这样的人才正好匹配。芬芳在我母亲年轻时看来,大约是个好得不得了的新词,于是她把芬芳两个字拆开,就像把一块自己舍不得吃的甜点一搿为二分给两个女儿,我得了芬,妹妹得了芳。她肯定不知道拆开了的芬芳,一点都不芬芳了。
没多久,护工推着餐车从廊桥那边过来,我赶紧回到房间坐好,准备迎接我的第一顿病号饭。
一个戴眼镜的女子夹着本书走了过来,她一直盯着地上,连进门都没抬下眼皮,就像我们的房间号是刻在地上一样。
看来她就是倪可。路过我床边时,我对她说了声你好,她扫了我一眼:来啦?那语气就像我来住院是事先跟她约好似的。
我们同时支起床边的伸缩板,望向门口,送餐护工还在隔壁。她说:我闻到了,有莴苣,还有番茄炒蛋。
她少说了一样,还有两块白切鸡,她把饭盒递给我:我可以把鸡块给你吗?
我正觉得菜太少呢,赶紧点头。中间,我想起什么,问她:是不是治疗到中间,就不想吃肉了?
不是,我几年前就素食了,但我不拒绝鸡蛋和牛奶。总之,我不要任何动物因我而死。
那你知道奶牛的悲惨生活吗?为了让它们不停产奶,人强迫它们不停地生育,始终处于哺乳状态,而它们生下来的孩子却一口奶都不能吃,生下来就拖走,公的砍死,母的留下来重复母亲的生活。
她停下筷子,半晌才说:好吧,从今天开始,牛奶我也不喝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恰恰相反,我是想说,还是随大流、顺其自然比较好,它们生来就是一盘菜。
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晚上开始,谢绝奶制品。
我内疚地望着她,而她再也不看我,专注吃饭,几片莴苣,几筷子番茄炒蛋,外加一团米饭,她吃得认真又斯文,像做功课一样。
治疗会影响食欲吗?我想通过不停说话来消除一点内疚,毕竟,我让她本来不多的享受又少了一样。
如果有影响,我会告诉医生,他们有办法消除你的一切不适,这不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在不求延寿的前提下,尽量活得舒服一点。
你怕吗?听说进到这里,就开始倒计时了。
她根本无视我的问题,径直对我说:你不像癌症病人。
体检刚查出来的,可能还没上相。
也许是误诊。
如果没有复检,我可能会信她的话,现在,我只能对她的好意报以一笑。这一次,我从她脸上看出素食者的面相了,眼神清冷,唇齿干净,皮肤脆薄,稍一牵扯,就弄出一片细碎的波纹。
会很疼吗?我可以想象疼痛来袭时,这张脸上的细纹是何种走向。
他们有的是办法止疼。我可不想让自己疼得死去活来,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得抓紧时间在死之前把它们做完。
难道你还没有请假?工作还没有移交?
我不是打卡族,我是给自己工作的人,我可以一直工作到死,甚至我死了还可以继续工作。她抬腕看表,一声惊呼:今天吃饭时间太长了,我得去工作了。
下午例行查房过后,我去了阅览室。
偌大一间房,只有两三个人,一人占据一个方向,谁也不睬谁。倪可果然在这里,她占了个墙角,电脑正在充电,她在看书。
我就近坐在门边,另外两个人听到动静,抬头看了我一眼,只有倪可一动不动,也许她根本没听到我进来的声音。
倪可习惯戴着眼罩睡觉。作为报复,我故意关上灯,拉上窗帘。我要让她掀开眼罩时,发现自己白戴了那个东西。
这天上午查房过后,她一直藏在眼罩后面睡觉,连午饭都没吃。醒来之后,在床头柜前折腾了一小会,径直去了卫生间。这一趟她去了很久,让人怀疑她是否晕倒在里面。我轻轻走到门边,侧耳倾听,又敲门,她在里面答:稍等一下。终于出来了,像换了一个人,干净的、没有睡出褶皱的衣服,沿着发际线盘了一圈的发辫,新鲜的香粉,以及鼻翼两侧的立体粉,新画的宽眉眉尾稍稍下沉,扫出一点妩媚,只剩唇彩还没画,她以为我急着用卫生间,拿着亮晶晶的口红示意我进去。里面一塌糊涂,毛巾湿嗒嗒堆在面板上,换下来的衣服盖满了整个马桶,我实在伸不出手去碰她带着皮屑的衣服,就按了下冲水器退了出来。我注意到她在镜子里看了我一眼,她的唇彩是玫红色,这颜色不对,一下子显出她整个妆容的假来,如果是淡樱桃红,没准就能把一切伪造遮掩过去,但玫红不行,玫红像个塑料瓶子,就算瓶里的酒是真的,也令人生疑。
我没机会说出关于唇彩的建议,她突然忙碌起来,收拾床铺,拍松枕头,调整好窗帘的褶皱,以及访客的坐椅,把她喝水的杯子和杯垫转了个方向,突显上面的卡通造型,最后,她把目光落到我床上来。
能不能把你的外套挂到衣橱里去?她客气地问我。
为什么?我有点不高兴,我把外套放在床上是为了方便随时起床。
又问我能不能把纸巾盒放进抽屉里,能不能不用塑料袋装水果,她可以借给我一只盘子。
不能。我大声说,索性连衣服也不挂了,我想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尤其不能在我面前流露你在某些方面的优越感,我们都是癌症病人。
她有点意外,忙个不停的手不知所措地停下来,声音也低了下去:待会儿有人来看我,他们可能会带记者来,记者会拍照,我不会有太多拍照机会了。
只好下床,挂衣服,收拾自己的床头柜,同时尽量克制着不去问她为什么会有记者来。记者有什么了不起,有记者来就一定是好事吗?他们也可能为闹心的事而来。
她摁下床头的按铃,护士进来了。
再打一支加强的?护士跟她之间似乎已有了默契。
倪可麻利地捋起袖管,片刻,护士拔出针头,递给她一只药棉,头也不回地端着药盘走了。
她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脸,检查发型,问我:我的唇膏好看吗?
我只能违心地说好看,然后又忍不住说:其实人在生病的时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能跟人合而为一。
你说得对,但更多的人看不到真相,他们只能看到图片。
门外响起脚步声,我想躲出去,已经迟了,两个大人,一群孩子,几秒钟之内就把小小的病房挤了个水泄不通。
倪可不知何时又悄悄抹了层胭脂,这时正两颊飞红地冲孩子们笑呢:你们好啊!好久不见,小朋友们又长高了好多啊!
孩子们有点拘谨,其中一个大方些的向前走了一步,将一只大塑料瓶递给倪可,刷地敬了个少先队礼。
倪可老师,这是我们班利用课余时间折的千纸鹤,每一个小纸鹤就是我们的一片小小心愿,我们衷心祝愿倪可老师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出院。
随行的两个大人一直在拍照,我注意到,倪可是希望他们等她摆好姿势,认真其事拍几张的,但他们似乎都很性急,随随便便一拍就是一串。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拿出自己的手机,分别从几个角度拍了一些大合照。既然她这么看重这次来访,应该会喜欢留下来访的记录。
而且我知道怎样把倪可拍得美一点,我不拍她的腿,只拍她的上半身,因为她的腿瘦成了麻杆,裤管空空荡荡,还因为医院的桌椅都旧了,油漆斑驳,有点难看。我还会躲过她大笑的时候,她的牙齿不美,我会尽量抓拍她的四十五度角,这是每个女人都知道的拍照秘诀。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倪可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常到各个小学去做讲座,这些孩子们就来自她常去的学校之一,那两个大人,一个是学校的老师,一个来自出版社。
我听到倪可说:我在跟死神赛跑,我一定要赢,我的《花仙子外婆》一定要在我的生命遗弃我之前完成。
一个小个子男孩大声问:倪可老师,如果你去了天堂,你的书也都要跟着你去天堂吗?他的老师碰了碰他,不让她继续往下说。倪可却很乐意回答小男孩的问题:没关系,他们可以问我任何问题。现在我告诉你,就算倪可老师去了天堂,她的书还是会在人间陪着你们,书里的那些小伙伴随时随地等着你们去跟他们见面,聊天。
一个小女孩小声说:倪可老师,我知道子宫是孕育孩子的地方,人会得子宫癌,是因为孩子对人体有害吗?她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孩子们似乎都不同意她的说法。
不是不是。倪可搽着胭脂的脸更红了:其实倪可老师还没有孩子,癌细胞是个邪恶的怪物,真希望你们长大了,能发明消灭癌细胞的方法。
出版社的人问起她新作的进度,倪可收敛笑容,严肃起来:我在争分夺秒,我会竭尽全力,我有感觉,这会是我最好的作品,当然也是我最后的作品。
时间到了,孩子们鱼贯而出,步伐明显比进来时快得多。
我抢在孩子们前面退出去,事实上,我是被他们冲出来的,因为我当时正在门边拍照。我被人流逼到楼梯拐角处。
一个孩子迫不及待地说:她好傻,说什么小孩对子宫有害,连这也不知道吗?子宫癌肯定跟那个……那个有关呀,哎呀,待会儿跟你说……
一个男生问:你看过她的书吗?
另一个男生答:我爸妈从来不给我买中国作家的书,他们只卖外国的,只买经典。
两个大人走在后面,边走边讨论:像她这样的,如果现在就发布她即将去世的消息,会带来作品的畅销吗?
这可说不准,她从来就没有畅销过,只能说还过得去。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年轻了。
她说她永远二十五岁。
哈哈哈。
杂沓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后,我从楼梯上下来,刚一进房间,就听见卫生间有呕吐声,进去一看,倪可跪在地上,两手奋力抱着马桶,就像那个马桶也是她呕出来的。她感觉到我了,腾出一只手来,向后冲我做出赶紧离开的手势。
她出来时脸上还有泪痕。
好累,每次他们走了以后,我都感到好累。
他们都是你的读者?
那当然,不然他们来干嘛?之前还有几所学校的孩子也来过,医院开始不让这么多探视者进来,后来我直接去找了院长,院长才给我破了例。
以你目前的状况,还是静养为好,说话很伤神的,尤其你这种说话,还不像平时的闲聊。
我还需要养吗?她侧过脸,哀怨地望着我:已经倒计时了。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护士长拿来家属意见书,要签了字我才能上手术台,可我不能告诉她我并不打算通知我的丈夫,我猜做这种决定的人并不多。
正当我拿着那张纸犯愁的时候,一个男人进来了,他有一头略长的头发,看样子至少错过了两个理发周期,松垮垮的体恤外面罩一件同样松垮垮的衬衣,裤子晃里晃荡,松松地藏起他的双腿,如此着装,换到另一个人身上,不是个长年失业者,就是个心灰意懒几欲自杀的家伙,到他身上反而衬出了某种说不清楚的气质,我觉得可能是头发的缘故,异常干净顺滑,像昨晚刚刚用最好的洗发产品护理过。
他温和的笑也很奇怪,感觉不是进门才冲倪可笑,而是进来之前就已经笑了很久。是的,他是一个让人心生暖意的家伙。
难怪倪可在查完房后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化妆,我还以为那些小学生又要来看她呢,原来是在等这个男人。
他坐在她床边,拾起她的薄掌看了一会,小心翼翼地还了回去,抬起头去看她挂在床头的点滴架。
以我假装不经意的观察来看,这人不是她的丈夫,丈夫没这么深情,也不像情人,情人会更粘乎,我说不清他们的关系,但从倪可认真化妆的情形来看,这是她很重视的一个人。
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好一个星期来一次就可以了吗?
不是我要来,是我的腿要来,我都不用看路,它自己就带着我过来了。
他们盯着对方,不是悲伤的对视,而是面带微笑,像在体会一个不期而至的大幽默。
又有好几个人向我打听你,说想来看你。我知道你不想见他们,但人家的一番好意我得代为转达。
她牢牢盯着他,像他脸上正在闪现那些名字。
除了你,我谁都不见。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一颗新星在身边冉冉升起,眼看它的光芒就要淹没他们所有人,却被斜里杀出的一只无名掌打落在地,他们平庸的脑袋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我猜他们现在应该在频繁地聚会吧,一边开心地谈论那个得了癌症的女人,一边碰杯。你别摇头,这很正常,换作是我,可能也是这种心情。
男人垂下眼睛,像犯了错一样。倪可停止抱怨,盯着他。
哎!
男人还是那个样子。
倪可躬起腿,撞了下男人:我不需要你这样,我不需要你来渲染我的惨状。
男人扑向她躬起来的膝盖,隔着被子抱住它们,脑袋跟着扎了进去。过了一会,倪可的薄掌像一只肉色的蝙蝠,慢慢落到他头上。也许他们原本是有可能发展成情人的,疾病跳出来中止了他们。
我想移开视线,但移不开。如果能在病中恋爱,应该也是种不错的感觉吧,巨大的怜悯会让爱变得更纯净更猛烈。可惜我没有这种机会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人,如果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的生活可能会不一样,我会抽出很多时间跟他一起聊天,对坐,我会用心选择跟他见面时的衣着,以及见面的地点,一起吃饭,从选择用餐地点到点菜,会用去不少时间,这样一来,我的节奏肯定会慢下来,节奏一慢,很多事情就有了犹豫和斟酌的可能,一犹豫,一斟酌,结局自然也会不一样。我还可能因此变得爱打扮起来,我会比现在更有吸引力,一旦有了吸引力,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心态一变,身体的毒素就会排出体外,就不会得癌。我就这样想啊想啊,一直到想到心里发疼,就像眼前这个男人本来是我的,我却因为种种原因错失了他。
想法似乎也能惊扰一个人,男人猛地转头,来不及躲避,我们的视线碰在一起。我冲他一笑,他也还我一笑,他的笑容让人舒服,像一杯泡得正好的碧螺春,成熟的焦黄中透着青绿,透着青春尚未远去的勃勃生机。脑子里突然亮了一下,既然他深得倪可信赖,而倪可和我又是即将见证对方死亡的关系,我是不是可以请他帮个忙呢?
当我把自己的意图说出来时,倪可和那个男人同时瞪大了眼睛。
男人说:这不行吧?不是我不愿意,是我没有这个权利。
又看了一眼倪可,还是摇头。
我觉得行。倪可深陷的眼珠又黑又亮:不能因为没人签字就耽误她做手术啊。
男人捋了两把干净而纷乱的头发说:你忘了?你的手术也是我签的字,现在再给她签字,人家医生会怎么想?
我敢肯定,医生早就忘了是谁在我的手术单上签的字。
男人最终被倪可说服了,为了跟倪可的家属区分开来,他说他需要去装扮一下,让我们等他一会儿。
但直到天黑,男人都没有再出现,倪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晚饭送来之前,她一脸愧疚地对我说:他大概是临阵脱逃了,算在我头上吧,就当是我负了你。
只好启动备用方案,我找了一个同事,直接说明意图,告诉他孩子的爸爸出差在外,要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回来,而我的情况不宜再等,同事立即向领导汇了报,当时就拿着一张盖有单位公章的介绍信赶了过来,签字问题迎刃而解。
这天晚上,倪可第一次没有戴着眼罩睡觉。
我们聊聊吧。她说:这可不是一般的缘分,是上帝把我们从人海中挑出来,放在一起的。
你信上帝?
我住院以后开始信。它比药物更能让我平静。在此之前,我是这个病区的灾星,没人受得了我,我还没结婚,性生活屈指可数,却得了这种病,一有机会,我就用各种方式喊冤,发脾气。有一天,一个得了肝癌的老太太拿着《圣经》找到我,对我讲了一大堆主的神迹,然后告诉我,主的意志是不可捉摸的。这瓢冷水一下子就把我心头的火给浇灭了。你呢?
我没涉足过任何宗教,但我相信自己是个善良正派的人。
两码事。给我讲讲你们夫妻的事吧,你就当对树洞说了,反正我活不了多久了。
如果我告诉她实话,说我们夫妻合理地分居着,像亲戚一样平静地来往,她应该会失望吧,她想听的应该不是这个吧。
见我犹豫,她开始问:你丈夫是干什么的?帅吗?
他是个工程师,长得一般。
实际上,他只是电力公司一个看仪表的小职员。
有趣吗?
一般。
我实在缺乏变着花样美化他的想象力,实际上,我觉得他还够不上一般呢,一般是个很宽广的范围,他应该属于这个范围的最下端。
他爱你吗?
一般吧。
你呢?你爱他吗?你爱他多一点还是他爱你多一点?
一般。她抢着替我回答:什么都是一般!不是在撒谎,就是有难言之隐,我怀疑你的病就是因此而起的。
我说不出话来。
你们爱过吗?
太小看人了,谁没有爱过?
我遇上他的时候,正好是倪可要保持终生的目标年龄,那时他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七十公斤,从头到脚往外散发着雄性的魅力,即便是给他擦鞋,都能从鞋窝里感受到那股源源不尽的雄性的热力,没错,那时我们有很棒的性,那时我的宿舍位于办公大楼的一角,单位之所以安排我住那里,一是安全,二是便于加班,他来找我,总是抢在大家下班以后悄悄溜进来,如果来得早,赶上我还在上班,就躲在窗口挂一只毛绒玩具作为信号。我知道应该好好上班,别理他,但还是憋不住假装路过,拿着公文夹一闪身溜了进去。他几乎是光着身子在等我,我一边说手头还有事,一边却跟他一起倒在床上。我那时胆小又单纯,世界在我眼里,只有工作和他,每次都是拿着公文夹跟他胡天黑地,一旦完事,衣服还没完全穿好就站起来夺路而逃,生怕多待一秒会被人家识破我在大白天的秘密,生怕办公室里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被我错过。但是后来,我已记不清是在哪一天,好像是儿子出生后没多久,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过是个可笑的公式,每天一起床,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把自己代进公式里,到了晚上,得出跟前一天同样的结果,就连曾经兴致盎然的性,也不过是个千篇一律的可笑的公式。我开始厌烦并拒绝公式化的生活,除了孩子,孩子每天每天、每时每刻都不一样,只有他还没有变成公式的一部分。
我不能想象两个人之间没了爱情却还生活在一起,我是没法忍受那种生活的,我会感到羞耻。她望着天花板说。
所以你会得子宫癌。我觉得她的话伤了我,就半真半假地顶了回去。她倒也不生气,还说:是的,那个拿着《圣经》找到我的老太太也说,就是因为我太干净太单纯,上帝不忍我被玷污,所以才要把我召回去。
我冷笑一声,猛地把话题拽下来:也说说你吧,为什么你宁肯让别人为你的手术签字也不让你父母来签?
因为我想尽量延长他们的幸福感,一旦他们知道心爱的小女儿现在是这副样子,他们会心碎而死的。
虽然这样,还是应该让他们参与进来,对他们以后的日子来说,也是个安慰。
不要,他们是两个内向而矜持的人,宁可痛得心都裂开,也不会当着我的面嚎啕大哭,那种难受是很伤人的,只怕他们最终得知我的消息后,过不了多久也会……真的很对不起他们。
你没有兄弟姊妹吗?或许可以让他们来陪陪你,然后让他们把这个消息慢慢告诉你的父母。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一个是特级教师,一个是常年坐在主席台上开会的人,如果我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把我弄到特殊病房去,我才不要去那种地方,全都是老头子,头脑呆滞,两眼无光,身上发出腐朽的臭味。待在那种地方我会闷死的。我宁肯疼死也不要闷死。
原来她是这样的家庭,我赶紧收住话头,扯到她的病情上来。
当我得知是这个病的时候,羞愧难言。上帝误会了我的祈祷……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不让我得癌呢?肝癌,肺癌,心脏病也可以呀,最好是白血病,如果我能因为白血病而死,我会获得极大的安慰,可惜偏偏是个子宫癌,我一生的境界顿时被它拉低了。
我屏住呼吸,死死地盯住她,生怕漏听、错听她一个字。
要么,干脆疯掉也不错,被他们用皮带绑在床上,披头散发,满脸通红,眼神狂野,平息下来的时候,像死尸一样躺在长椅上晒太阳。煤气也不错,听说煤气中毒死的人,脸上是粉红色。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割腕,流尽身上最后一滴血,浑身苍白,像一尊石膏像。
为什么?你过着多少人羡慕不已的生活,你美丽,有人爱,而且永远二十五岁。我忍不住把在走廊上偷听来的秘密说了出来。
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吗?
她只轻轻问了一句,我立即败下阵来。
早上九点进手术室,下午六点醒来时,倪可在我眼睛上方俯视着我。
好了好了,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她指了指床头柜上一只豪华果篮。我瞪着它,丝毫不觉得那是可以吃的东西。看来,我的感觉系统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是孙非送给你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远,孙非这个名字,就是那远方的陌生人。
就是那天你想请他签字的那个人。她做了个写字的动作:他说他不是不想给你签,他向人打听过,万一手术失败的话,这个签字把你送过去的人,在那边就真成了你的人了,他不想我们过去后因为他而打架。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抱歉。
后来,我听见护士在一遍遍喊我的名字,其实她每次叫我我都回答了的,但她还是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叫。
最后一次醒来的感觉很奇怪,就睡了一个美美的长觉过后,发现世界已变了模样,一切过去已经了结,一切未知的正拉开序幕。
倪可站在床边冲我笑。她头发很乱,没有化妆,穿一身深红色的棉睡衣,她实在是太瘦了,如此臃肿的一身,看上去仍然俏薄轻盈。
我问她我睡了多久,她伸手比鸡爪还细的手扳了扳:整整十八个小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十八个小时是多久,我的脑子有点木,感觉自己不是躺在床上,而是飘在一块会移动的毯子上面。
孙非帮你倒了几次尿袋了。
我捂住眼睛,尿管真是件让人难为情的事,更可怕的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排尿。
有没有听医生讲过我的手术?
医生来看过两次,什么也没说,护士来得最多,量体温,叫你的名字。你比我更厉害,我至少告诉了孙非,你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人。
她去她的床头柜里掏了一阵,找出一板巧克力递给我。
我总觉得你的切片检查结果不会很差。
我不在乎,我做好了马上去死的准备。还好儿子已经大了今年就要高考,过几年就会有女朋友和岳母,没有我他们只会过得更好。我就算多活几年,也不过是多给他做几顿饭,这个年代,妈妈做的饭算什么呀?外面随便一个小馆就比妈妈做的好吃。
难得你有这么明智的想法。一个人长大后,最先要反叛的就是家庭,不然去反叛谁呢?不把自己跟那个家庭的纽带砸烂,就不会真的长大。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从青春期反叛到现在?我想起她说过的内向而矜持的父母,还有特级教师哥哥,领导干部姐姐,他们至今还被她拦在医院外面。
我不是反叛,我是恨,我有整整五年跟他们音信不通,一旦得知他们要来找我,我就躲出去。没办法,我不能听到他们的口音,也不能看到他们的样子,太多地方跟我相似了,就跟迎头碰上一个比我丑很多的撞衫者一样,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但我无法控制自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应来了。
这理由我倒是第一次听说,那么,他们对你呢?他们察觉到你对他们的反感,仍然一如既往地爱你吗?
我猜他们没想太多。
倪可又发烧了,这回烧得最凶,连胡话都说不出来了,像一截薄薄的炭头躺那里。之前她也一直处于温烧状态,都没这次吓人。孙非几乎一直都在。
他贴近她的脸,轻声说:请你原谅,该是让他们见你一面的时候了,否则我没法原谅自己。
晚上,我正在酣睡,被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醒,屋里突然来了很多人,中年人,老年人,团团围住倪可的床,个个高声大嗓,性子急得不行。
二妞,快说你房产证放在哪?房产证!房产证!
还有存折密码,二妞,你的密码是多少?密码!
一个说:没有密码也不要紧,只要在火葬场弄一张火化证明,就可以去派出所销户,拿着销户证明就可以去银行销户。
另一个年轻些的很不屑:她能有多少钱?有一次我去找她,她门上贴了三张欠款单,煤气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都没交。我以为她出门好久了,随便敲了敲,门居然开了,她穿个大袍子,脸煞白,像个吊死鬼。后来她突然问我今天几号,又问我外面是冷是热。说实话,她那种生活,就算不得癌症,也活不了几年。
你还算运气好,她还给你开了门,有一次我去找她,她连门上的铰链都没开,就隔着门缝跟我说了两句。
居然有两个医务人员藏在里面,奋力挤出来,端着器械对这些人挥手:
家属先出去一下,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个就行,留一个。
一番推让,一个形貌土气憨厚的中年妇女留了下来,就是刚才喊着问她要房产证的那个人。
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她倒安静下来。我故意咳嗽一声,她总算注意到我了。
可怜的!谁能想到她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种病。
她主动告诉我她是倪可的姐姐,我想起那天晚上我们的聊天,问她她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官员姐姐。
我们就两姐妹。
可这人怎么也不像总坐主席台的官员哪!我瞄了一眼倪可,她还在昏迷中,应该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我决定不再跟这女人拉家常了。就算她听不见,我也不能通过别人刺探她的底细,这不道德。赶紧闭上眼睛装睡。
虚荣啊,从她捏造她的家庭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她恨不得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哭泣时还要顾及形象的矜持的父母,特级教师哥哥,常年坐主席台的干部姐姐,跟刚才那群人差距不小。不过,我还是睡我的觉吧,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想象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她的自由。
倪可的姐姐对我的病情发生了兴趣,她走到我床边,杵头杵脑地问:你是什么癌?
我继续闭着眼。她的声音让我不舒服,就算她没有恶意,我也不高兴回答。
后来,我再次被吵醒,倪可的姐姐在打电话。
姐妹一场,我总要服侍她几天吧,实在忙不过来你可以去请老郑家的来帮忙嘛,以前我也帮过他们家,那,就没有别人了?全都出去了?才巧呢。
这个电话明显让姐姐不安起来,她走来走去,走一阵就去摇一会倪可的胳膊:二妞,二妞你醒醒,你醒了我跟你说个话。
像假人一样躺在床上的二妞就是醒不过来。
姐姐又开始打电话:小蛮子你来换我照顾你小姨几天吧,没什么事,真的没有,她都不吃饭了,哪来的屎尿,再说一切都有护士,我们的人只是在这里陪陪她。你个没良心的,你小时候小姨对你可不差。行了行了,就知道你们这些小崽子都指望不上。
类似的电话她打了好几个,打一个骂一个,骂到最后,突然一扭头,骂起了床上的倪可:你说你!从小就是我的包袱,到死还要赖在我身上。你还记得不?下雨天你拿最好的那把伞,我只能披块塑料布,天一冷你就霸占了烫婆子,你在爸爸面前装可怜,让他许你复读才考上大学,我只读了个中学,就回来帮他养家。你一参加工作就忘了本,蛮子他爸想找你借点钱去做生意,你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我们对你怎样呢?那年你去我家过年,还带着你的男朋友,好吃好喝款待你们七八天,没看见你一分钱,连蛮子的压岁钱你都舍不得给,你却有钱给你的男朋友买电脑,你对他这么好,他对你又怎么样呢?并没见他把你娶回家去啊。我以前太对得起你了,这一次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了。我要是不回去,我田里的油菜就要遭殃,我的油菜遭了殃,我这一年就没得油吃,我不像你,躺在这里还有工资。假如是我躺在这里,有人要停发你的工资,你肯定也会撇下我,去抢救你的工资的。我说得没错吧?我真的要回去了,等我弄好我的油菜再来看你。
已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不安地自言自语:不会有事的,我等下去拜托护士们。我听说你在这里住一天可贵了,那就得使劲用那些护士,不然多不合算。我回去把油菜的事处理好了就来,我一定快去快回。
姐姐最后扶着床头看了一眼醒不过来的妹妹,拎着她油绿色的包包走了。
病房里陡地安静下来,明知倪可还在昏睡,我也不敢睁开眼睛。睁眼就意味着我听见了她姐刚才的那段话。但我真的很激动,她姐刚才这番话里的信息量太大了。
大约过了四五分钟,一睁眼,发现倪可一只胳膊拿到被子外面来了。原来她一直都在装睡。
我也只好继续装睡,越是装,就越觉得床板不舒服,枕头也不舒服,又不能动,只能无比痛苦地忍受着。还好,救命的护士来了,大声叫我的床号,让我医生那里看切片检查结果。
终于下来了,我的死刑判决书,我喝了口水,连续做了两个深呼吸,仍然听得见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
很抱歉!这是医生的第一句话,我感到自己腾地一下就飘了起来。
仪器误导了我们,是一种泥沙状的胆结石,很特殊的一种胆结石,我从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
过了很久,我才确认自己听到了这段话,之前它一直悬浮在空中,因为我迟迟不敢出手,它也就处于无人认领状态。
只是胆结石?
你怎么是这种表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难道你希望是胆囊癌?
不是……你们一直都说是胆囊癌,两级医院都说是胆囊癌,还催我赶紧做手术,我都做好准备了,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你现在说只是胆结石!
哎哟!医生笑起来,大概见我表情不对,耐下心来解释:不管怎样,摘掉胆囊是对的,它早就无法正常行使功能了,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是把它当成了胃病?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以后慢慢建立一份自己的禁食名单,你体质不错,会很快恢复过来的。
腿脚不飘了,心也不跳了,就像风停了,一切飘飞起来的物品重新回到垂挂状态。回病房的路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连空气都沉甸甸的。
也就是说,我的计划全部作废,一切都要重来,一切都要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里去。刚这么一想,腿就开始发软,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来。我想起以前一双买错的鞋,卖鞋的人非说她家的鞋码子大,建议我买小一码,我依了她,结果那鞋就合适了那么一小会儿,以后的时光全是不合适,扔掉又可惜,只好隔几天就给自己穿一次小鞋。我还以为终于可以扔掉那双折磨人的小鞋了,没想到还是得乖乖地回去,把舒展了几天的脚重新塞回去,折磨脚趾,折磨小腿,折磨脊椎,折磨心情。
这一坐,终于把癌症患者的心情给坐出来了,一个女病友向我点点头,礼貌地坐在离我一臂宽的地方,问:手术做了没有?
我半闭着眼睛,用垂死的声音回答:刚刚确诊,不用做手术了。
她一把抓起我的手:我也一样啊,打开看了一下,原封不动给缝起来了。
我赶紧拿下她的手,还回她大腿上,逃也似的回到房间。
倪可一直目送我躺回床上。
她对我的切片检查结果一点都不意外:我早就觉得你不像癌症病人。为什么你看上去并不高兴?
因为我只做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我开始想象出院后的情景,第一件事肯定是做卫生,我还以为从此可以摆脱那一切了呢,湿漉漉的拖把,总也拧不干的抹布,总也擦不净的抽油烟机,总也抹不尽的浮尘。然后呢?去公司装订发票,填写帐页,做报表,计算计算再计算,数钱数钱再数钱,没一张钱是自己的,没一笔报销是自己的。再然后,不得不面对最最闹心的时刻,他坐末班车回家,阴影一般飘进家门,换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偶尔来一句评论,并不指望得到我的回应。节目看完,洗澡,去儿子的卧室睡觉。一直以来,我们像鱼缸里的两条金鱼,无声无息,互不妨碍。事实上,我们已经几年没有说过话了,一定有只老鼠活动在我们周围,它咬断电线,导致这个家停了电,准确地说,是在儿子上初一那年停电的,从那时起,这个家的灯就是黑的,一直黑到现在,儿子住校去的那天,我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一个可以逃出去,免于窒息。真不知道他回来干嘛?他在那里有宿舍,有吃有喝,何必回来自找别扭,也让别人别扭。我甚至想,他要是能在那边找个情人就好了。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不离婚?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因为不想跟他说话,而要谈离婚就得说话。要不,他先提出来也可以,等他说上一大篇,我再以同意两个字作结,就此结束。但据我观察,他似乎没有那个意思。
有件事我很好奇。
我被倪可的声音吓了一跳,还以为她又睡过去了呢。
这个虚惊一场的故事,你是立即告诉家里呢,还是想继续瞒着他们?
既然是虚惊一场,还有什么好讲的,真要得了癌症的话,还是要告诉他们的。
真的好难理解,你是因为太爱他们,还是在故意冷淡他们?
总之,幸亏没有告诉他们。
我一直有个疑问,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婚姻在身。
当然有,老公,儿子,什么都有,也没有离婚,我的婚姻还健在,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分居了,不,应该说是分住两地了。
有些人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宁肯辞职,也要跟家人在一起。即便在一起,还天天喊着感情要更新呢。
我很好奇他们是如何更新的,如果需要不断更新,那岂不是说感情只是个软件?
据我观察,你在家里肯定很强势,你肯定是你们家的女王。
有点被她猜中了,但她哪知道,女王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两个人本来应该同时用力扛起家庭那根大杠子,但如果一个人总是不出力,扛不起自己那一头,难道这个家就不要了吗?当然只好由另一个人一肩挑了。
怎么样?我猜中了吧?所以我的结论是,你的婚姻已经死了,你亲手把它掐死的,因为你嫌弃它,所以掐死了它。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是想当场证明什么给倪可看?反正我拔通了他的电话。
他在那头似乎很紧张,急切地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打个电话?倪可就在旁边,我得克制些,不能表现得不耐烦。
他一听,紧张的状态立刻泄了:不是有微信么?何必花钱打电话。
不是夸张,他的声音真的很无趣,越来越无趣,一个电话能花多少钱?何况我们一年难得打一个电话。为了做给倪可看,我顺便问了下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他认真地算起来:这个周末要加班,下个周末要给同事代班,他妈妈七十大寿,只能等下个月了。家里没事吧?
他的语速慢得惊人,好像一边说一边在字体极小的日历上画勾勾,我在他毫无生趣慢吞吞的语速里快速思考着,不假思索地做了个决定。
我告诉他,老家那边来消息了,下个月他们要修葺祖坟,顺便做一场大法事,能回去的通通都要回去,所以我最近正在加班,准备下个月回趟老家。没人看得出来,我在为拒绝他下个月回家找理由,我们又可以有一个月不用见面了。
他似乎也很振奋:好好好,你去你去。他对我的谎言毫不怀疑。
挂断之后,我看向倪可,她显然没弄明白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还是没有告诉他呀。
没这个气氛嘛。
天哪,你就躺在病房里,连手术都做过了,却说什么没有告诉他的气氛。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气氛?
就是没有气氛,就是说不出口,你知道他接通电话时说了什么?他问我为什么放着微信不用偏要打花钱的电话。
她好像有点被震到了,眼巴巴地望着我,不吱声。
你们的关系不是死了,而是死了很久了。你肯定有错,你不能总指望他给你一个气氛,你应该自己去创造一个气氛,比如你可以在电话里跟他装装可怜,你的确很可怜啊,白白切掉了胆囊,还差点被人吓死,你只须老老实实说出来,不用渲染就已经足够让人疼了。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想让他来疼。
那你想让哪个人来疼?你叫他来呀。
我不想让任何人疼。你不也一样吗?你住院这么久了,也不见有人来看你,除了那个孙非,据我观察,他跟你好像也不是什么很深刻的关系。
你错了,我们是很深刻的关系,从我住院开始,他就给我建立了一个网站,别看没有人到医院来探视我,其实外面关心我的人很多,多到我都不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关心我。
那又怎么样?也许人家关心的只是这个新闻,而不是你这个人本身。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能打击她的话了,她很快回击过来: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的力量来源也不一样。
我忍了又忍,还是没控制住。我问她:为什么你成天坐在主席台上开会的姐姐还要回去抢救油菜呢?
她脸红了,望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至少我有勇气、有能力从那个家里逃出来,我不再属于他们,我属于这个社会。
社会不缺你这一个。
她的脸越来越红。她就那样满脸通红地看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率先哭了起来。
那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是在与他的电话里瞬间闪现的。
的确有个老家,的确有十几座需要修葺的祖坟,以及一两家从小看我长大的老亲戚,但我不会真的到那个地方去,我要去的地方是马家台,我可以向单位申请一段病休假,我需要延迟一段时间回到我已经告别的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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