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我彭大将军
误杀袁王留遗憾
毛泽东与彭德怀首次握手是在井冈山，首次产生分歧也是在井冈山。
1928 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6 个旅约3 万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会剿”。
1929 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会议决定实行“围魏救赵”策略，由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还决定将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撤离井冈山，湘赣两省“回剿”军队只动用一个旅的兵力尾追红四军，以其大部分兵力从永新、莲花向井冈山推进，于1 月26 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总攻。守卫井冈山的红五军800战士，以轻武器和每人十余发子弹，凭借新修筑的竹钉阵和土木工事，击退了数倍于己敌人的多次进攻后，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决定收拢队伍突围。
4月1日，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在瑞金实现了第二次会合，毛泽东听了彭德怀叙述的井冈山失守的经过后，沉默良久，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让你们留守井冈山。4月8 日，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前委同意彭德怀的提议，原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巩固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湘赣边界各县，素有土、客籍的矛盾。客籍，也就是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1929 年，这种土、客籍矛盾尖锐地反映到党内来。湘赣边界特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枪，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泽东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确也有些问题，被掌权的土籍人抓住不放。1930 年2 月，边界特委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为口实，指责袁文才、王佐与敌勾结。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认为袁文才、王佐过去曾经做过土匪，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 余兵员、700 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就决定采用行骗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特委负责人连夜报告彭德怀称，袁文才勾结反动民团，背叛革命，边界党有一网打尽的危险，必须抢先动手诛除袁王，请求红五军出手协助。彭德怀起初并不相信，在来人的反复劝说和要求下，彭德怀派出了两个大队（相当于两个连），并反复告诫：一定不要动枪，要抓起来谈判。
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里。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王被杀，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根据地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彭德怀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不久，王佐的哥哥王云隆，袁文才的妻叔、袁部骨干谢角铭收集残部并“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后来，红军多次力图恢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井冈山才回到人民手中。
“王明路线急先锋”
1932 年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等部队，在赣南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自2 月上旬起向赣州城发起围攻。经过40 天的苦战，4 次爆破强攻，均不能得手。最终援敌罗卓英师开入城中，守敌深夜从两处坑道出击，袭占了红军部分阵地。红军不得不退出战斗，撤到赣县的江口休整。攻打赣州，实际上是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至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也是已经搬到赣南苏区的临时中央着手于阵地战、堡垒战、街巷战的一次演习。以毛泽东历来的战略观点和用兵韬略，对攻打赣州当然是持反对意见的。但在有关会议上，多数与会者表示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临时中央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而在事实上，从赣州会议起，毛泽东就开始大权旁落了。
既然毛泽东反对打赣州，而结果打了亦是以红军的失利告终，他就有责怪的理由了。毛泽东明白赣州的久攻不克，主要责任在于临时中央，但对执行命令担任攻赣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依然有“王明进攻路线急先锋”之嫌。
作为中革军委任命的攻打赣州的总指挥，彭德怀必须执行命令，竭尽全力地指挥作战。在攻城战斗的战术指挥上，彭德怀固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错误，但这与思想上甘愿充当“左”倾冒险主义的“急先锋”，是有本质差别的，而并非后来对他所定论的“自动跳出来指挥打赣州”。
代人受过难申辩
遵义会议开过后，红军依然面临十分严峻的军事局势。为要摆脱强已八倍之敌军的围追堵截，已经接替“三人团”行使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竭尽平生智慧，调度红军四渡赤水，终于跳出十几万敌军的重重包围。然而，不是所有的红军指挥员都能理解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良苦用意以及战略意义的，有的红军指挥员抱怨这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跳跃式战略，给部队的精力造成了极大的损耗。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就怀有强烈的埋怨情绪，他接通了红三军团的电话，对彭德怀说道：“这样的指挥真叫人担忧，再这样下去是要垮台的呀。还是你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彭德怀没有把林彪的话当真，只当成是怨怒情绪言下的戏言，便在电话里回道：“你别乱扯淡。”林彪放下电话后，兀自生了很久的闷气。他找来纸墨，提笔给中央军委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要求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部队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意识到事情到了非同小可的地步，决计召开会议公开讨论此事。
1935 年5 月12 日，在会理城郊一个叫铁厂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端出了林彪的信，然后就自己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作了酣畅淋漓的战略阐述，最后把批评之矢射在林彪的身上。
百团大战是与非
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百团大战”，是在我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八路军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组织进行的。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移到华北，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三光”扫荡，使华北根据地的形势极为严峻。可是，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后，兵力分散，交通线空虚，部分城镇的守备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对我有利的战机。这些都是促使彭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百团大战”持续了3 个半月，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多次，共毙伤日军206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000余支，拔除日军据点2900多个。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发表公报承认“损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渐渐显露出来。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华东、华中增调几个师团，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实行疯狂的报复。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
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更高一筹，他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几个不利方面，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呈报中央军委，但未等中央军委批准，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有一个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对日作战战略，依然是以“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为主，也不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与他注重保存我军实力，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以几近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这么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毛泽东很不希望的。毛泽东后来深深地意识到：如果彭德怀不那么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或等到日军兵力更为分散时，举行这个百团大战，其战果、意义将大得多，我方的损失则要小得多。
横刀勒马彭将军
1946 年7 月，中共公开应战。在蒋介石看来，他有430 万军队，有足够的钱和枪，而且有美国作后台支持，对付只有120 万正规部队的共产党军队不会有多大问题。他估计三个月至多半年就可以结束中国内战。然而毛泽东并不急于让自己的军队与蒋军决战、甚至允许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丢失防守阵地，不与敌人争夺一城一地，“失人存地，人地两失；存人失地，人地两得。” 解放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气势汹汹的蒋军处处扑空，如重拳击棉花， 徒唤奈何。而当他们稍有松懈时，几倍于他们的解放军便围上来将其吃掉。
至1947 年2 月，国民党军队已损失了71 万。蒋介石意识到要改变作战方法，他重新布置战场的兵力。在他看来，蒋军在东北没有问题，那里有两个美式装备的王牌军，实在顶不住的时候，可以收缩至华北地区。全局的关键是与解放军争夺华东和打击中共首脑，最好是能把毛泽东消灭掉，使其群龙无首或者赶他到黄河以东，这个任务可以让西北虎胡宗南来完成。为了对付延安，1938 年时就让他脱离了抗日前线，率第十七军团驻陕甘地区，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现在该派他显显身手了。
1947 年2 月28 日，蒋介石急电胡宗南赴南京，要他率西北防区34 万人进攻延安。蒋介石手拿彭德怀的卷宗，警告胡宗南要好好研究自己的对手：他这个人有两大优点，一是忠于信仰，二是有帅才。我要是有了彭德怀，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会这么壮大了。毛泽东很精明，他手下的一批猛将都能独挡一面，你要小心呢！
早在30 年代，蒋介石就想变彭德怀为他的将军。他写信给彭德怀许诺。只要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事业，就保证其荣誉和报酬。他也给叶剑英、周恩来等人同样的保证，但均没得到任何回答。这些共产党人继续从事反蒋的革命行动。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未争取到重要的红军将领。
蒋介石特别向胡宗南说明了攻占延安的重大意义：攻占延安，则可“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1947 年3 月11 日，蒋介石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蒋本人则亲赴鲁中指挥蒋军进攻山东陈毅和粟裕的部队。
毛泽东在考虑，谁有能力率领延安不足两万人的部队抵挡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的进攻。虽然是老解放区、老部队、老将领，但条件差、装备差、部队少，所谓三老三少。搞得好，勉强维持现状，搞不好，只得重新打游击。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已经作了研究，决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 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帮助其他战场的解放军打击与消灭敌人。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位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来统帅军队。当时诸位将领都在前线指挥作战，贺龙虽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不在延安。只有彭德怀是最恰当的人选。但毛泽东对彭德怀愿不愿承担这个任务没有把握。
不久，彭德怀被周恩来叫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当着任弼时（时任中央秘书长）三人之面交谈由彭德怀指挥军队抵抗胡宗南军的问题。彭德怀很痛快地临危受命，为党分忧。可以说是彭德怀主动请战的，结果他的准备没用上，白忙了一个晚上的构思。
3 月16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 月27 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德怀成为西北野战兵团的统帅。胡宗南和彭德怀分别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得力将军，他们在西北战场的较量亦可以说是中国两个政权前途的较量。毛泽东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汤恩伯兵团已经占领老根据地临沂和沂蒙山大部，参谋总长陈诚肯定说：“共军如虎离山，已无凭籍，不难予以个别击破。”3 月19 日，胡宗南进驻了中共占据13 年的延安城，国民党上下一片欢呼。“延安经国军克服后，共匪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已失去重心，无异受一致命打击”。胡宗南预言陕西之战5 月份即可结束。蒋介石则悠闲地回奉化老家扫墓，议订族谱。他根本没想到他的胜利缺乏实际价值。贝尔登在他的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中说蒋介石去拿延安，等于一个人花了一大部分财产去买一条钻石项链，它光辉灿烂，但一无用处。不过这确实不是最后的结局。能干的彭德怀没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将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青化砭、蟠龙、羊马河战役，三战三捷。
彭德怀牵住胡军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战。这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时期之一。而毛泽东，这时化名李德胜，虽然遇到过几次危险，仍坚决表示不过黄河。他说：“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和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 当然。毛泽东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彭德怀总是那么呛人。撤离延安时，毛泽东曾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3 月18 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还在王家坪找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人开会。彭德怀很着急，几乎是吼着问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待了！”毛泽东说：不急，不急，我还要吃晚饭呢。彭德怀耐不住性子：“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待了，马上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火的彭德怀，固执地继续往嘴里送饭。彭德怀无奈， 想夺筷子又忍住了，转脸向警卫人员和秘书发脾气，要他们马上收拾东西。
毛泽东皱皱眉，一声不响地走出窑洞，自言自语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走出窑洞时，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彭德怀：你只要1 个月能消灭敌人1 个团，不用3 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3 月25 日，彭德怀设伏青化砭，首战获胜.歼敌三十一旅2900 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被当时新华社誉为“模范战例之一”。青化砭战役后，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
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三面包围战术已不能奏效，要求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对此王震稍有犹豫，被彭德怀抢白一通：只对毛主席的意见讲对、对、对或者是、是、是，乱弹琴。我们不能为了讨好而欺骗毛主席，虽然有人赞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我就没听他讲过他用兵真如神，我彭德怀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个老兵，我要对上级负责。
毛泽东最后不仅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而且对彭德怀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深为赞许，他说：作为一个指导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
3 月26 日，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一分为二组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上还分别定了几位领导人的代号，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3 月27 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给彭德怀增加了很大压力：能否粉碎敌人的进攻，关系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甚至也是世界关注的事。彭德怀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是我彭德怀太无能，是对人民犯罪。辜负中央对我的重托。”
但随后的三战三捷却开了好头。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32000人，这是国民党军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主力之一，其余四个是整编十一师、第五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当时舆论传言“有七十四师即有国民党”，张灵甫自杀成仁后，蒋介石十分震惊。他对将领们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后，蒋军士气大降。
1947 年7 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七个纵队越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成功。蒋介石防御体系的中心出现两位最难对付的对手。在华北，聂荣臻部队攻克了重镇石家庄，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行动，彭德怀的部队先后两次北上攻打榆林，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歼灭了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钟松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该师是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主力师之一，曾对毛泽东紧追不舍，而且差点置毛泽东于死地，搞得毛泽东大发其火。
为此，他在彭德怀部署战斗时亲自去听取作战讨论，而且抛却自己的化名李得胜，电话指挥作战。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前往彭德怀司令部祝贺：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硬是在侧水侧敌的困境之中出敌不意，仅用短短一天时间，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战场我军由防御到反攻的转折点。他磨墨挥笔，再次书赠彭德怀：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本是长征路上毛泽东在彭德怀指挥吴起镇战役胜利后赠给彭德怀的，此时他将原诗中的“横刀立马”改为“横枪勒马”。
年底，彭德怀开始新式整军运动，即通过官兵的诉苦运动树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和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8 年2月，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包围宜川， 围城打援，全歼刘戡率领的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3 万余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又一个大胜仗。战后6天，毛泽东就著文说：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 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4 月22日，延安解放。
13 个月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说：只要你老彭能保证每月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出三年我们一定会回到延安的。他把困难考虑得很充分，没想到彭德怀仗打得那么漂亮，2万人的部队竟吃掉胡宗南的3.5万兵力，一年零一个月就收复了延安。
其他战场也是捷报频传，真可谓摧枯拉朽，撼天震地。奇迹出现了，毛泽东运筹帷幄，提前组织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55万人，创下中国和世界战争史记录。长江以北已无蒋军的影子，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他不愿做怜蛇反被咬的好心农夫，也不想成为沽名钓誉的楚霸王项羽，他欣赏鲁迅的一句话：痛打落水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 年4 月20 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停步地前进，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力量。
5 月20 日，西安解放。
5 月27 日，上海解放。
蒋介石一退上海，再退广州，当他9 月份从成都机场乘“美龄号”飞机起飞赴台湾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再也没能回来。
彭德怀依旧战斗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他的任务是消灭精干的胡宗南部和善于流动精于骑术的西北马家军，而他手下的部队仅有10 万人，担子显然不轻松，不过，彭德怀喜欢打硬仗。
他先后指挥了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并协助太原总前委指挥太原战役。攻克太原。1949 年7 月，为执行“钳马（步芳、鸿逵） 打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方针，彭德怀组织扶（风） 眉（县） 战役。此时，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十九兵团已归属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以弥补其人数的不足。扶眉战役共进行了四天，消灭胡宗南军43000 多人。使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此后，西北战场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接着，彭德怀挥戈西上，进军兰州、西宁、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主力。
10 月上旬，彭德怀和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恃岳将军及新疆省府主席鲍尔汉在乌鲁木齐握手，新疆和平解放。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理所当然，彭德怀首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等职。
他和毛泽东合作打下了天下，下一步，便是合作治天下。
挥师入朝扬国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9 月15日，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公然派兵在朝鲜的仁川登陆。
并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边境。美国空军在中国边境领空盘旋。美国的炸弹在中国的边境爆炸；美国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在中国的领海上耀武扬威；美国官方公开把台湾和朝鲜联在一起，派兵入侵。麦克阿瑟公然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
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周总理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面对朝鲜的求援信。怎么办?是出兵迎战还是坐城观战?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中央常委们讨论彻夜，一直到天亮才休会。
以毛泽东为首的北京最高统帅部面临着严重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曾在中共领导人中发生争论，也曾使毛泽东闭门谢客，昼夜思考。他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改派彭德怀来挂帅。毛泽东从他和彭德怀在20 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严守党纪、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帅才。所以在10 月2 日中央常委会讨论援朝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提出彭老总最为合适了。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并立即调彭德怀回京。
10 月5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
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 月5 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因考虑须马上和彭德怀、高岗一起研究入朝的作战方案，遂留下彭、高以及周恩来共进晚餐。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8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做好入朝准备。同时我把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部队入朝的时间，给你10 天做准备，初步预定10 月15 日。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周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
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 天按10 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
10 月6 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方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 月7 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当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明天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
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又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
10月8日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一)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9—110页）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报说：“(一)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四) 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政府内务相———引者注) 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12 月版，第111页）
这天上午7时，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与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彭德怀指挥所的负责人成普，参谋徐亩亢、龚杰，秘书张养吾，翻译毛岸英一行乘飞机直飞沈阳。上午10 时左右，飞机冒雨安全降落在沈阳机场。东北局派人将彭德怀等接到和平街1号交际处休息。
10 月8 日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因为事情紧急而机密，周恩来只带了翻译师哲和他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飞机从北京起飞，途中在伊尔库茨克加油停留几小时，又飞抵莫斯科。
次日，周恩来与当时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林彪一起乘飞机(据康一民同志回忆，林彪同周恩来同机到达莫斯科) 飞抵黑海的阿布哈兹区，又到阿德列尔斯大林休养所。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朝鲜的局势，以及中国对是否参战的态度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另外也谈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
10 月9 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讲话说：“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决定出兵援朝。这不是我们好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我们走这条路的。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夕，周总理曾一再对美军发出警告，倘若越过‘三八线’北犯，中国将出兵援助，但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已越过‘三八线’，正向中朝边境鸭绿江进攻。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这次出兵援助，我们要决心打赢，但是也要有不怕打烂的精神准备，万一美国人打进我国来，那我们就烂了再建。各军要日夜加紧准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必胜观念，要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
各军要在10天之内，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在会议上，各军干部也提出了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当会议还在进行中，彭德怀和高岗又于9 日上午11 时联名致电毛泽东称：“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至10月中旬，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总兵力已达40 余万人，各型飞机1000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300多艘。
鉴于朝鲜战场的局势严重，彭德怀心急火燎。他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决定亲赴东北了解形势。
在9日军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傍晚即乘火车由沈阳赴安东(丹东)。
在旅途中彭德怀仍不肯睡觉，他一边啃馒头干，一边在列车上召集丁甘如、成普等人开会，研究组织他的指挥所。他说：“在沈阳两天太紧张，现在抓紧时间算算人头账，把从北京和沈阳调来的同志们分分工。”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机关，就在火车上组成了。10 日凌晨，火车抵达安东。边防军司令部将彭德怀一行接到镇江山招待所，彭德怀吃过早饭后不顾连日疲劳，即前往鸭绿江边察看渡江地点，了解战备情况。
在充分掌握战备情况后，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毛泽东问彭德怀：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彭德怀说：就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毛泽东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否则我们将来再想打，就无口可借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0 月18 日或19 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至元山线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0 月14 日21 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10 月13 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及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电告在苏联的周恩来，其要点如下：
“(一) 我已告彭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元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二) 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
(三) 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先头军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二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宁远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二十六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十天时间，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四) 为着准备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 均开进为好……(五) 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123页）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这天，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 月18 日或19 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渡江计划……”
彭德怀邀请朴和他一起赴安东。16 日上午，在安东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彭德怀首先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随后他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形势，阐明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说：“现在美军及南朝鲜军队正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疯狂进攻，局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遭受侵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中央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后，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决定大力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那对我国就是个直接威胁，国防边防都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恐美病”思想，指出：“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是占绝对优势，但我们在战术方面就比敌人强，坚决勇敢，敢于近战，送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等，这些就是敌人所害怕的。”
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三面临海的特点，彭德怀还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为此，“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针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新情况，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他们。”
彭德怀最后强调入朝作战要作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遵守纪律，尊重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各级领导干部要多研究新情况，多想新办法，只要发挥群众力量。就能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
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 年11月23日) 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
10月15日上午5时，毛泽东致电高岗与彭德怀，指出：“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十七日出动，二十三日到德川地区。休息一天，二十五日开始筑工事制敌先机。第二个军可于十八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十天内外渡江完毕，请酌办。”
17 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但此时，彭、高突然接到邓华和洪学智等的来电，称：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无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人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度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毛泽东17 日下午5 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是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18 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17 日来电内容。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地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10月18日21时，彭德怀在北京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 日) 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 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彭德怀面告。”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 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怀随时向毛泽东报告朝鲜战场上的情况，请示作战方针，毛泽东将得到的各方面的情况和指示及时向彭德怀下达。1951 年2 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当面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当时，毛泽东正在西郊的玉泉山，彭德怀径直赶到那里，恰逢毛泽东已就寝。彭德怀因军务紧迫，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闯门而入。毛泽东当即披衣起床，说：也只有你彭德怀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毛泽东仔细听取了彭德怀陈述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理由和当前急需解决的兵员、物资等问题。毛泽东当即明确表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彭德怀非常满意，说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彭德怀根据朝鲜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我军在过去革命战争中所创立的战略战术，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在敌我武器装备悬殊，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战场条件异常恶劣的情况下，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历史悲剧在庐山
1958 年8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庐山会议，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和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相似，也是符合毛泽东所说的那三句话的。在上庐山的半个月之前，毛泽东曾在关于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发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毛泽东接着讲：“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毛泽东说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也赞同：“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
毛泽东觉得虽然如此，并不可怕：“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这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怪这个怪那个。……我们历来是这样。出了乱子，共产党一抓就好了。”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上庐山的初衷（《毛泽东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
刚上庐山，毛泽东在讲到形势时仍然是这样：“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
从7 月10 日到12 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1959 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来了。7月14 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庐山的和谐气氛开始逆转。其实在写信之前，彭德怀在庐山的大会小会上已作过多次发言或插话，其锋芒毕露，言辞尖锐，虽经出于好意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作了处理，特别是删掉了在小组会发言中最尖锐、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护短的人不少，估计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比如这样的话：“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从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那里，周恩来也听到有关毛泽东的一些动向。毛泽东过去开会总要轮流找各路“神仙”谈话。自从彭德怀开炮后，他约人谈话的次数少了。
时常面色阴沉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看书，或者坐在阳台上对着残阳抽烟。夕阳西下时，他独自在竹林里徘徊，或者绕着喷水池，反剪着双手来回踱步。有时，周恩来到“美庐”请示工作，常见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发愣。他可能感觉到毛泽东正在下什么决心，因为他那种沉闷的态势，周恩来还是在打三大战役前决策时见过。
事也凑巧，本来彭德怀想将他的种种看法，当面找毛泽东谈谈，可毛泽东的卫士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
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毛泽东并不怪罪，总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事情，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有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可现在不是当年了。
从彭德怀住的176 号到毛泽东住的180 号，走林阴甬道不过200 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很显然，彭德怀的发言和后来的上书，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已经很盛的情况下，是很不合时宜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联系到彭德怀的历史；怀疑到彭德怀的用心。16 日，毛泽东把彭的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这一天，他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开会。
“昨天收到彭德怀写给我一封长信，我加了个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印发下去后，大家评论一下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望望周恩来，“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恩来同志，由你通知他吧。”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委会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
庐山已经有点火药味了。
但晚上的舞会还照常举行。当时这里还没有舞厅，只能在一座小教堂里进行。
毛泽东一般都是请东道主水静先跳，一两个曲子后再换别人。他的舞姿如同散步一样，没有太多的规矩。周恩来一般总是轮番请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曾希圣夫人余叔、水静等跳。他的舞姿潇洒，飘然如风，最为精彩的是跳快三步，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种舞姿。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参加舞会，舞曲一停，坐在一旁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已经隐约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问周恩来：“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当然看过彭德怀的信，随口说道：“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7 月17 日，按照新的分组开会，开始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会上，传达了刘少奇、周恩来16 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的精神。刘少奇的意见是，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干劲要鼓足。周恩来则算了一笔账，说虽然补贴了40 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和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的盈亏账，也要算将来的盈亏账。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
7月23 日一大早，临时通知开全体大会。上午，毛泽东亲自到会，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当一截烟快要熄灭时，毛泽东发言了。他的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意，却往往蕴涵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在毛泽东这篇近三个小时充满愤激之情的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联系到反冒进，说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毛泽东欣慰的是，“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其实信的原稿是写的“有得有失”，秘书在抄写时给写倒了。彭德怀对此从没怪过秘书，只是自己承担责任。毛泽东情绪颇为激动，说道：“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住了呢？20 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啊？有些权利。”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是比较冷静、客观的：“1958 年、1959 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在我，实在是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毛泽东还联系到周恩来，说：“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
从中看出，毛泽东对南宁会议后的周恩来的工作是肯定的，这次庐山会议也觉得周恩来是站在自己一边的。
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毛泽东的讲话真是如雷贯耳，不知所措。散会时，彭德怀匆匆离开了会场，但刚刚走出不远，就被周恩来派人叫去开会。他回过头，看到毛泽东正与其他人一起向这边走来，彭德怀迎上前去，对毛泽东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回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一向不善言辞的彭德怀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开了。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成了庐山会议的转折点。此后，会议的主题和方向，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批彭的调子一步步升级。
但在周恩来住处召集的彭德怀等几位副总理开会时，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恩来说：“9000 万人上山，1070 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 至3000 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参见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彭德怀仍沉浸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他的情绪有些抵触，他解释了自己写信的动机和考虑，表达了对受到错误批评的不满。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问题”远没有他当时反冒进那样严重。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愤愤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黄克诚自述》）23日以后，彭德怀就再没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
23 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彭德怀心里很矛盾：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转不过来。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他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 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
彭德怀的老战友朱德元帅在23 日下午参加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并没谈彭德怀的错误，直到25 日他在第四组作较长的发言，才提到对彭德怀信的看法：“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在26日彭德怀检讨后，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担，宽慰地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
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很明显，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轻淡了。
事实上，形势并不像周恩来、朱德估计的那样乐观。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账。彭德怀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身死尚负不白冤
1971 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个“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对于被“监护”的彭德怀来说，度日如年，眼看又一个春节到来，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这一天竟有人给他送来了礼品：糕点和罐头。彭德怀接过礼物时，问起哨兵：“小鬼，这罐头是你买的？”
哨兵回答：“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总理还没有忘记我们……”
他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久久地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这几年，彭德怀实际上已成了被软禁的政治犯。在长达10余年的专案审查中，由于找不到“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彭德怀的专案审查交给黄永胜。1970 年，“彭组”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对这位开国元勋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所幸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这样，彭德怀的“案”始终未定。
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 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茵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彭德怀于1974 年11 月29 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https://www.24kkxs.cc/book/4237/4237677/24562791.html)
1秒记住24K小说网：www.24kkxs.cc。手机版阅读网址：m.24kkx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