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并肩战斗两巨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交往是从1931 年底开始的。1931 年12 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当时任中央局委员。
从此两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兵困赣州城
周恩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合作关系，此后，两人若干共同的经历对党的历史发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响。1926 年3 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 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但通过组织系统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自此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的活动，到达中央苏区后，亦是如此。
在来中央苏区之前，周恩来曾主张攻打赣州。他认为，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同意攻打赣州。反对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他的观点，一是赣州地处漳、赣两水的汇合处，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三丈，素有“铁赣州”之称，易守难攻；二是赣州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敌人不会轻易放弃，一旦开战，敌大量援军很快就到，我军无法占主动；三是赣州城内敌军兵力不详。
来到苏区听罢毛泽东阐述见解后，周恩来用试探语气提出，1 月9 日临时中央刚刚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如不攻打城市，不就是跟中央对抗吗？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一直是管军事的，上海那帮人，没有谁比他更懂军事，建议他把苏区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反映。实际上，他们这是不谋而合了。到苏区的这些天，他一直跟朱德商量这些事。
周恩来当即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很快就复电，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没有办法，周恩来只能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贯彻临时中央复电指示，讨论攻打抚州、吉安、赣州三城市问题。
会上，多数人认为，拿三个城市比较，攻打赣州即可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当时估计赣州守敌有八千人，认为攻克赣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与会者发言十分踊跃，气氛很热烈。只有毛泽东一言不发。他只是一个劲地吸着烟，偶尔望一望发言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埋头沉思。见有那么多人赞成攻打赣州，加上有临时中央的复电，看来攻打赣州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他竭尽全力反对，能够扭转局势吗？他满面阴云，显然很烦躁，却又强忍克制着。周恩来早就注意到毛泽东的情绪，待与会者都发言后，他请毛泽东谈一谈对攻打赣州的看毛泽东心里清楚，这个时候来唱反调，是有点不合时宜。但周恩来一定要他讲，这自然不能推辞。他还是不同意攻打赣州。如果非打不可，也不该把主力放在攻城上，而应该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
不等毛泽东把话说完，项英就打断他的话。他指出，眼下赣州已是势在必攻，不管什么办法，只能围绕攻城这一点去想，否则，就是与中央的决定唱反调。
毛泽东反驳，势在必攻就等于势在必得吗？赣州是什么地势，大家去看一眼便知道。说赣州守敌是八千人，这只是估计，实际守敌兵力多少，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赣州是赣南战略重镇，敌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项英说这并不能成为把攻打赣州改为围城打援的理由，也不足以改变中央攻打赣州的决定。
任弼时附和着项英的话，强调现在应集中精力讨论如何攻打赣州的问题，以外的问题怎么争论都是浪费时间。王稼祥也提出，事到如今，不能跟中央唱反调。
周恩来望着开会以后就没说多少话的朱德，说：“朱老总，你的意见呢？”
朱德心情沉重地说：“我个人是不同意攻打赣州。但大多数同志坚决要打，我表示服从。”
周恩来又请列席会议的军委副主席兼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意见。彭德怀直率地表示这时候攻打赣州，不会有什么问题。周恩来盯着彭德怀，加重语气问：“你这样有把握？”
彭德怀用轻松的口气说：“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不出二十天，把赣州拿下！”
周恩来又说：“军中无戏言！”
彭德怀说：“我彭德怀说到做到。”
既然中央非要攻打赣州不可，而前线指挥员又很有把握，周恩来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下达了攻打赣州的命令。想打这一仗的人，已经等得很久很久了。现在周恩来拍板要打，真是说打就打，雷厉风行。
赣州城墙下，炮火连天，硝烟滚滚。
红军的前线指挥所设在赣州城东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心情十分烦躁，时而站在堑壕上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时而跑进隐蔽体内打电话。攻城战斗已进行数日，赣州城还在敌人的坚守下，岿然不动。原估计赣州守敌不超过八千人，实际上赣州城内敌人兵力是一万八千人，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仅一万四千人！
彭德怀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喊，责问红一师师长侯中英，坑道要挖多少天才能挖到城墙那边。对方的回答是，正在装炸药，马上就可以爆破。彭德怀要求他们赶快实施爆破。刚放下电话，参谋就向彭德怀报告，有一股敌人从吉安方向驰援赣州！
彭德怀要参谋马上搞清楚是哪一支部队，多少人马，并告诉第源军军长林彪，叫他注意对赣江的警戒。
“轰隆”一声巨响，惊天动地。随着那团团硝烟升上天空，只见高高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二十多丈的大缺口。顷刻间，被炸开的城墙前杀声震天。红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城墙缺口，城墙上原先激烈的枪声，此时变哑了。然而，当成群成群的红军战士冲到城墙缺口时，城墙上的枪声又突然暴雨似的骤响起来。红军战士强劲的冲锋势头被压了下去。
彭德怀以为是看花了眼了望远镜有千斤重似的，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当他看清楚，冲到城墙缺口的队伍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得进退两难时，他暴躁地拍了拍大腿，急转身回隐体。他抓起电话，要通了侯师长，大声责问：“侯师长，你是怎么搞的？”
对方回答：“敌人火力太猛烈，我们冲不进去！”
“马上组织敢死队，半小时内给我冲进城去！”彭德怀将电话话筒一摔，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倒背双手气忿忿地踱着步。
一个参谋在接一个电话时，大惊失色。原来，敌陈诚部两个团趁我警戒不严，已经偷渡赣江，进入赣州城内。彭德怀脸色刷地一变，呆站在那，僵住了似的。怔愣了良久，他跑出隐体，站在堑壕上，举望远镜观察城墙那边的情况。通过望远镜，他看见城墙被炸开的缺口处，蒋军猛烈的火力把红军战士压得无法动弹。他放下望远镜，仰望阴霾密布的天空，长叹了一声。他吩咐参谋立刻给瑞金发报，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中央局。
在瑞金，周恩来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刻召集苏区中央局成员开会，商讨对策。这时，天正下着雨，窗外雷声隆隆。毛泽东住在瑞金郊外东华山，是冒雨赶来参加会议的。
毛泽东一进会议室，周恩来就把彭德怀从赣州前线拍来的电报递给他。此时，会议室里气氛严肃而紧张。在毛泽东看电报时，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人面面相觑，都阴着脸不吭声。
毛泽东认真地把电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一边看，一边思索。他放下电报稿，建议立即停止攻打赣州。周恩来赞成他的观点，现在情况确实是万分危急，红三军团已经被敌人包围在赣州城东门外。其中，红一师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截为两半，师长侯中英被俘！现在，除陈诚第十一师两个团突入城内外，他的第十四师随后也就赶到。这两个师共有2万人。红军现在是腹背受敌！
毛泽东疾走到地图前，两眼盯着赣州的位置，一面看一面琢磨。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派预备队红五军团从敌人的包围圈插进去，解救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项英等人反对，认为现在就提对赣州的撤围问题，为时尚早。陈诚的第十四师毕竟还在半路，没必要吓成这样子。围攻赣州苏区中央局是向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作了保证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撤围。
为此，毛泽东与项英等人争论了起来。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说，除非能在一天之内拿下赣州，否则，攻城部队就要全军覆没！项英说老是在敌人面前退却，怎么能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呢？不能只从一城一战来看这个问题，而必须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最高原则是坚决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而不是与之相抵抗。毛泽东哭笑不是，攻城部队现在在赣州城外腹背受敌，如何解危？这是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
最后按着毛泽东主张，红军撤出赣州之围，开到赣西南休整。源月，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任命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红军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虽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周恩来还亲自到长汀做毛泽东的“后卫”，担任后方供应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出师获胜，再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全力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就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井冈山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即使在濒临绝境时也总能化险为夷。但自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以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毛泽东的决策权力越来越受到挑战或限制。一是在闽西，1929 年5 月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就发生了关于前委和军委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的争论，直接后果就是在红四军七大、八大上，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二是1931 年春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尽管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并代理过短时间（两个半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大部分时间受制于在许多问题上执行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苏区中央局；三是1933年春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不断遭到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处于逆境，身心疲惫，精神受到极大压抑。
当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有舒心的时候。这主要是在1930 年10月罗坊会议之后到1931年10月赣南会议之前的一年间。尽管项英代理过近9个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不大懂得军事，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那时的军事决策基本上还是由毛泽东决断的。那段时间与他在井冈山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大体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两首词作《渔家傲》所填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如果说三次反“围剿”斗争是毛泽东在没有或较少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指挥战争取得的胜利，那么红军攻取漳州也是他的决策没有受到干扰，并亲临前线指挥取得的又一胜利，同时也是他在长征之前直接统率红军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他率东路军转向闽西进军、直下漳州的动议，不仅得到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和批准，而且周恩来积极配合，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措给养，保障他率军攻打漳州前线需要。攻取漳州虽然不能与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相提并论，但政治影响巨大。1932年4 月22 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就此而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指挥三次反“围剿”斗争之后，亲率红军打的第四次大胜仗。第二，毛泽东打了大胜仗不仅没有受到临时中央的表彰，反而被批评。临时中央认为，攻取漳州犯了影响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回师赣南不久，由于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同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作战方针和对毛泽东的任用上不断发生争论，结果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军职，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他专事政府工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里，没有军权。因此，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泽东讲的有利于开辟闽南、粤东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有利于扩大中央苏区的政治影响，有利于通过筹款、筹物、扩充红军，增强中央苏区的物力、财力和兵员，使其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外，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加认识到毛泽东胜人一筹的军事韬略，因而使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这里要特别谈谈毛泽东直下漳州，对周恩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
周纳毛谏在黎平
黎平会议、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周恩来的积极努力，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 年11 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周毛联手斥李德
1935 年1 月15 日至1 月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与会者共20人。
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展开。
会上，首先由秦邦宪（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白区革命运动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等客观原因上。而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缺乏认识，并为之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即军事报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 并以坦荡的襟怀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也尖锐地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领导中的错误。作为“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是会议上最早批评“左”倾错误的同志，他的发言不仅对与会同志认识“左”倾错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也为张闻天发表副报告和毛泽东等人畅所欲言铺平了道路。
两个报告之后，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提纲在会上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亦称“反报告”。张闻天在报告中列举事实，说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背红军过去在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所造成的。
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左”倾领导人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与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完全相违背。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王稼祥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明确提意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在倾听了与会同志的意见后，周恩来在会上再次作了重要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毛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举荐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周恩来的发言，紧紧抓住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即改变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问题，并以坦荡的襟怀提出由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担任领导，反映了全党全军的共同心声，赢得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就组织领导作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的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中终于找到了能够领导革命胜利前进的领袖。毛泽东曾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积极筹备者和组织者。周恩来于员月怨日进入遵义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有人曾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了一遍，表示满意。”周恩来及军委的其他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员猿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
这份电报不仅是后来研究者们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最好依据，也是周恩来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并积极参与组织和筹备的实证。
周恩来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继博古首先作主报告后，作了副报告。与博古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诿为客观上敌人力量的强大不同，周恩来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他正视现实，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一是给与会者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佩服他的谦虚诚恳和认真作自我批评的作风，对他的错误也给予了谅解，会上仍推他为党内最高军事负责者。二是给予毛泽东的发言以有力地支持。三是对“三人团”其余两个执行错误路线的成员也产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三人团”的解体。
“三人团”的解体，必然导致遵义会议要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推动的作用。
周恩来竭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促成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遵义会议上，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他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张、王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并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虽然在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上（包括随后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仍确定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却处处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如猿月间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就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再三建议而说服大家放弃的。因此可以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周恩来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上立下首功的是毛泽东。但是，假使没有当时身为军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领导小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没有周恩来在会议上承认错误的谦虚自责态度，会议也不能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也承认周恩来的这个特殊贡献，他在当时和后来向许多人谈起过这点。
遵义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作出四条决定： （一） 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 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是陈云写的《(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遵义会议后，1935 年2 月5 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 年3 月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的苟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 （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又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至此，遵义会议后的组织调整工作便大体完成。
坚决维护毛泽东
遵义会议结束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 月4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签发了电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5 日，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前敌司令部命令》。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务后，毛泽东第一次以军内职务签署的作战命令。此后，围绕进攻打鼓新场敌军据点问题，毛泽东与大家发生意见分歧。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工作，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3 月11 日，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但是有个别人对党和红军领导仍然存有怀疑和不信任。5 月12 日，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更不能产生动摇”，严肃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同心协力反分裂
1935年春，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之后，还没有完全摆脱尾追和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正在这个时候林彪却跳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战略指挥，他直接写信给党中央，狂妄地要毛泽东下台。1935 年5 月12 日在四川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的阴谋活动。周恩来也同林彪进行了坚决严肃的斗争，旗帜鲜明地维护和捍卫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对红军的统帅地位。1935 年6 月13 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首先就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张国焘疯狂地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提出了“集中力量”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主张。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的方针，1935 年6 月26 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会师后军事形势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在会上就战略方针作了报告。他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会议经过斗争，批判了张国焘向川康边退却的错误主张，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的报告和会议决定为实现我党我军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红军到达巴西后，张国焘更是猖狂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公然伸手夺权，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由他来担任军委主席。当其阴谋遭到抵制后，他就妄图凭借武力，危害党中央和毛泽东，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当红军到达卓克基后，他公开打出反党的旗帜，成立伪中央。在这场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周恩来虽身患肝脓疡的重病，有时昏迷不醒，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军事路线一边，团结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多次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并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反复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始终不渝地捍卫毛泽东军事路线。他在重病期间，仍然积极地协助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北上，摆脱危境。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和右倾逃跑主义作斗争，并做好各路红军的团结工作，使整个红军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迎接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
抗日大计共谋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此前的1936 年12 月12 日，因西安事变的发生，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此次事变，随后经过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的五次谈判，为国共建立第二次合作打开了局面。
1937 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8 月19 日蒋介石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压力下，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部分改编主张。至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原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原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茵师，贺龙任师长；原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的总兵力约为3万余人。
就是在这种民族存亡危机的紧要关头和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历史契机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22 人。会议主要解决红军（即改编后的八路军，下同）作战方针和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做结论。
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其军事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机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但主要着重点在山地。因此，红军要以游击战为主，在日军侧后作战，借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会议中，周恩来等人对毛泽东的主张有不同的看法，希望部队开出去，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而提高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周恩来提出总的军事战略方针应为“在我们的地区，与敌人开展游击战时，必要时应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游击战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与敌人接触最少的作战方式，依次而上的是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再着重于山地，很大程度上就是避实就虚，以保存实力为主，消灭敌人为次。而周恩来认为中共对抗日的态度要积极，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拥护，他主张的运动游击战虽然同样具有游击战的性质，但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集中兵力，打一些大规模的战役。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多数八路军将领是赞成周恩来主张的。
事实上，在当时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民族矛盾已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的主张是把国共两党的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这样，既不符合抗日的总形势发展，也不利于共产党、八路军的形象和切身利益。
当时，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和周恩来的运动游击战两种意见难以统一，而战争形势的发展又不能等待继续讨论下去了，八路军急需开赴抗日各前线（主要在山西），因此，会议象征性地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由毛泽东任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会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朱德一起前往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而毛泽东坚持按自己的主张，在对八路军各位将领的电文中，反复强调山地游击战的观点。
在山西，周恩来说服了阎锡山同意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游击作战方式，也同时同意在有利的条件下，八路军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
平型关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响的。1937年9月24日晚，八路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方向的公路右侧高地上，配合晋军作战。9月25日晨，当日军第二十一旅一部和辎重车辆、后卫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开始猛烈攻击，歼灭日军千余人。而晋军各部，有的害怕日军，有的要保存实力，没有参加战斗。
虽然八路军在战斗中也损失重大，但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信心，对八路军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起到了重大影响；也迫使了蒋介石推动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积极态度。
平型关大捷后，毛泽东对作战方针的认识也有了明显变化，在后来布置游击战时，对集中兵力方面也开始有所注意。但是他同意必要的运动战并不等于整个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当重提运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毛泽东、张闻天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认为有原则错误，要停止在部队中传达和贯彻。
随着八路军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作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越来越明显，还有忻口战役等其他几个战役的胜利，毛泽东经过思考，也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下，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看法。1938 年2 月，在会见合众社记者时，毛泽东说：“有人说，我们只打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此后，在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表述时，毛泽东没有再提“山地”
二字。
事实证明，抗战初期以洛川会议开始为标志的中共军事战略方针之争，毛泽东主张的山地游击战是片面的；而周恩来主张运动游击战的观点，并大胆组织平型关战役，通过实践来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毛周开始是有分歧，但最终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本人也能够逐步修正自己的观点，从而遵循这一正确主张。使得中共在八年抗战中不但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也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崇高威望，为中共在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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