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果真英雄出少年”———毛泽东与李先念

李先念(1909—199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  人。1949  年5  月至1954  年8  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92年6月21日22时03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懋功会师初相遇

四川夹金山北坡的小金县，有一座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山的四姑娘山。70年前它叫懋功，长征懋功会师就发生在这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与李先念见面，并对其大加赞赏，就此拉开了两人相识相知40年的序幕。

1935  年6月15日，病中的李先念握着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同志的手，激动地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红四方面军欢迎你们!”并带头高呼：“欢迎党中央!

欢迎毛主席!”

两支主力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终于胜利会合了!  一片欢声笑语，人人热泪盈眶。6  月18  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樊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住在县城一座法式建筑教堂。

当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在教堂东厢房亲切会见了红30军政委李先念。

毛泽东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亲切地问：“你今年多大?”似乎觉得眼前这位叱咤疆场，使敌闻风丧胆的军政委太年轻了。

“属鸡的，还差几天满26岁。”

“我大你16  岁，属小龙的，已是不惑之年了。”毛泽东羡慕地说：“你真年轻，前途无量啊!”

“我手下还有更年轻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刚满20  岁，那才是我们的小老虎哩!”

“好呀，好呀，我们党有希望，我们军队有希望!  不简单，不简单呀!  你是湖北哪里人?”毛泽东又问道。

“黄安，红军来之前在黄安。”

“晓得，晓得。董必武同志也是黄安人。这么说，你和董老是老乡啰!”

“是的，董老是我的前辈、老师、革命的引路人。”

“董老就在军中，你有空去看你的老乡、老师。”

“是!”李先念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  嘉(陵江)  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指点着地图滔滔不绝地讲：“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大平坝子很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汉族居住的地方，部队的给养、兵员的补充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看，东进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如红军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而且这时，红军控制茂县、北川，可以打回去，否则，再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缓缓吐出。洛甫、朱德、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都已离座，围着地图，听这位26岁的年轻将领陈词。

李先念见中央首长都陷入沉思，提醒道：“我从理县南下至懋功的一路上，只看到很少的藏族牧民，筹粮困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给养。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运动，不容易在这里站住脚，向西向北条件更差。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看，会师后向东北方向，首先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

毛泽东问：“向前同志对战略方向有何看法?”

“徐总指挥在去年就提出过跨嘉陵江而治，向甘南发展的计划。”李先念道，“可惜因情况变化未能实现。”

毛泽东笑道：“迎接中央红军嘛!”

朱德叹了口气说：“先念同志，你的想法落后了两天了!  前天我们专门给国焘、向前、昌浩等同志发电，提出目前应向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可张、陈昨天来电，让我们问你东打峨江的条件好坏。”

李先念接过电文一看一怔，他刚才那番陈词与张国焘、陈昌浩撞了个正着。

先念转张、朱、毛、周同志：

甲、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峨江东打问先念能详告。沿峨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乙、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

焘、浩

张国焘、陈昌浩的意思是峨江以东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问李先念即知，可李先念却主张打，岂非怪事，李先念显得有点紧张，连忙补充说：“我忘了将敌情考虑进去，我们西撤后川军亦步亦趋，现在已经将岷、嘉两江间大部分地区控制住了。敌军主力云聚于此，估计有近20万人。”

这天夜里，中革军委慎重考虑，不打岷江以东，改为打松潘胡宗南部，向甘南发展。中央否定了张国焘主力向甘肃、青海发展建议。

从此，拉开了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问题论战的序幕。

先念三见毛泽东

1937  年12月，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人，怀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无比向往，从迪化(今乌鲁木齐)  乘飞机抵达兰州，受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等同志的热情迎接和慰问。12月26日，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到达延安，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1937  年年底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从新疆回来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

这天下午5时左右，李先念等在来人的引导下，从军委招待所步行到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穿着朴素洁净的灰布军装，面带微笑，站在那里迎接他们，边同他们握手，边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程世才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像一群在外面历尽了风涛和艰险之后，忽然见到慈爱母亲的孩子，心里像小鹿似的乱跳起来，泪水湿润了眼睛。”毛泽东让大家进办公室坐下，还亲自打开一包香烟，分别递给每个人。随后，便请大家共进晚餐。

晚饭后，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在十分祥和的气氛里，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毛泽东认为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毛泽东又扼要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大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贡献一切力量。他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的前途是伟大的，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的谈话，给李先念他们以有力的鼓舞，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田。当时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完成新任务而奋斗。

但这次清算运动也有缺点，对张国焘的错误缺乏具体分析，属于他执行王明路线的都归结为“国焘路线”；西路军的行动本来是中央直接指挥的，却被说成是贯彻“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波及面过宽，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对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缺乏积极的、中肯的评价。由于这些负面的影响，使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心情不舒畅。

李先念在同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的接触中，总是强调要以大局为重，注意维护党的团结，从中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同时，他也认为，实事求是地对待四方面军的历史，正确对待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于维护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把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说成是“国焘路线”的追随者，贬得一无是处，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利于党的团结。

毛泽东为了听取李先念对四方面军历史的看法，有天单独召见了他，向他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

这次谈话，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李先念，知道他不仅是员能征惯战的虎将，而且也是个有独特见解、敢讲真话的同志，具有工农干部的鲜明阶级本色。

这也正是毛泽东最欣赏的。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分子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培养深造。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他又被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正当李先念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驻湖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等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局日紧，各方面向我们要求军事干部纷至沓来，鄂豫皖游击运动有发展为在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但至今没有一个军事干部派来，坐失时机，令人焦急，请无论如何抽调200军事干部即来，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发展将超过山东……在创造过程，必须有干部。”

正在延安筹备召开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毛泽东，一方面在抓紧筹备会议的各项工作；一方面在积极物色合适的派到鄂豫皖的人选。1938年11月5、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并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提出批评，提出对红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给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松了绑。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组织上决定让李先念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并征询李先念的意见。

从军政治委员降到营长，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后来，毛泽东听说了李先念工作分配的事情，就把李先念找去问是否有这事。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认为不公平，就问李先念是否愿意到高敬亭那里去当参谋长。高敬亭当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

这样，李先念就没去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1938  年11  月23  日，东方微露朝霞，披着晨曦的宝塔山映照在延水河中，给古城延安增添了几分绚丽的光彩。李先念、朱理治、郭述申、谭希林和几十名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灰色军服的红军干部战士，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带领下分乘10辆卡车，告别延安。

时任中原局委员、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在从延安到竹沟的过程中，通过与李先念的接触和了解，认为他性格温和，有智有谋，有勇有为，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朱理治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的工作交换，让谭希林去鄂豫皖，而把李先念留在豫鄂边，并即时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后来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这样，李先念就留在豫鄂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肩负重任回湖北

1949  年2  月底，正在为新成立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工作而忙碌的李先念，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来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3月5  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正式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并告诫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月11  日上午，李先念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向与会的全体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原地区的现状和后勤供应情况，然后就自己这十来年在工作中存在的失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我的文化、理论水平都不高，率领西路军作战打了败仗，五师也受了很大损失，中央对此作了结论……”

在谈到中原突围以后的工作失误时，李先念又说：“关于中原突围是一定要突的，不然我们就会被敌人消灭在宣化店。当时很顺利地突围出来了，但突出后不知道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到陕南走了一千一百里，紫荆关一带敌情很严重，电台刚一架起，枪即响了，又要突围。敌人逼迫我们分散，没有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

李先念的发言，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们的肯定。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特请李先念到他的住处叙谈。那晚，天空晴朗，明月高照。李先念来到毛泽东的房间。

李先念坐下后，就中原突围前后的一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两次诚恳地说：“主席，由于我的工作没做好，使中原突围的部队受到损失，我请求中央给我处分!”

毛泽东摆摆手，安慰李先念说：“当时中央就是准备做出一些牺牲的，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

早在1947  年5  月，中原局在山西晋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中原突围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会上，中原局部分领导指责李先念在中原突围时“指挥不当”，使部队受到损失，丧失了根据地，是犯了“路线错误”等等，个别人甚至还告到了毛泽东那里。那次晋城会议开了两个多月，使李先念的心情颇不舒畅。

接着，毛泽东问李先念：“听小平同志讲，你想回湖北工作。”

“是的。”李先念答道，“我从参加革命起，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北战斗和工作的，我对湖北的情况比较熟悉，在那工作对我比较适合。”

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好吧，湖北解放后你就回湖北去，主持那里的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李先念随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到北平住进了协和医院。

钦点先念进北京

1954  年，党中央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并调一批干部到北京任职。当时，国民经济处在全面恢复时期，需要一批既有经济工作经验又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来担当各方面的领导。李先念在中南区尤其是在湖北的经济工作业绩受到毛泽东重视，认为有很多大胆的创新，经验可贵，因而毛泽东决定调他来北京工作。

1954  年5  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刚出北京前门车站，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他亲切握手。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一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李先念内心还是感到难以胜任，所以再三诚恳地请中央另物色人选。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对调李先念进京一事一直比较关心。当得知李先念到达北京，毛泽东就打电话叫他去中南海见面。想到毛泽东就要会见自己，李先念非常激动，并且有些紧张。

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两人谈了起来，从过去到现在，主要是毛泽东在讲，李先念认真地听，有时两人同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毛泽东先是询问了李先念对中央的任命有何意见，接着又和他谈了一些湖北、中南地区和全国的经济情况，鼓励他大胆开展工作。经过和毛泽东的一席谈话，李先念信心大增，向毛泽东保证：一定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对党和人民负责。

李先念上任后边工作、边抓紧时间学习。他制订了学习计划，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利用各种机会向内行请教。财贸工作的重大决策，他总是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请示；财贸工作的重大问题，他总是和陈云等人商量讨论，逐步从一个外行变为一个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22  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在文革期间，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6月任国家主席，后为全国政协主席。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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