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智勇双全大将才———毛泽东与刘亚楼
新中国成立后,在海军、装甲兵、公安部队司令员都被授衔大将之时,作为解放军最重要军种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却只被授上将。但毛泽东给了他比多数大将还大的实际职权。从红军名将、先锋师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到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对这位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多年洋墨水的爱将始终未减信任,时时加以倚重,并把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领率机关定为全军标兵。
将帅之间有默契
1930 年底,中央革命根据地战云密布。蒋介石在结束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军阀大战后,调兵10 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在江西亲自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大会。
十二师奉命牵住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鼻子。三十五团作为师的第一梯队。战前,毛泽东面谕刘亚楼和团长毕占云:三十五团的任务是把敌军引到龙冈来,为达此目的,芷引敌途中不许打胜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特殊任务。
刘亚楼领会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军事谋略。一路上,他和毕占云指示战士们丢弃’些包袱、马灯,造成一副溃败退却的假象。有的战士对那么大的退却不太理解,刘亚楼就用肉包喂狗的事例来讲解:“要打狗,先要让狗来抓肉,这肉就是我们主动放弃的地盘,等狗吃得津津有味,失去警惕时,再下一狠棍,一举歼灭它!”
这生动的比喻不知怎地传到了毛泽东的耳里,他眉开眼笑地对红四军军长林彪说:“你们军那个刘亚楼,是有两下子,政治工作做得很形象,打仗讲究策略,他独立工作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
12月30日,三十五团的“肉”把张辉瓒拖到了永丰县龙冈九菜岭下。正是清晨时分,龙冈一带漫天阴暗,群峰雾锁,枫叶霜红,落叶满山,而“肉”不见了。
正当张辉瓒感到厌烦、沮丧、疲倦时,冲锋号响了,从天而降的红军猛虎下山般冲向敌群。激战三小时,张辉瓒被擒,其部九千余人遭全歼。随后,刘亚楼、毕占云率三十五团参加了追歼敌谭道源的战斗,取得了东韶歼敌五十师一半的胜利。祝捷会上,毛泽东说:刘亚楼敢输敢赢,敢在阵地上活捉敌首,非智不能诱敌,非勇不能擒敌,将才难得啰! 毛泽东特地把战利品之一———张辉瓒的手表奖给刘亚楼。刘亚楼一直戴着它走向全国胜利。一次,他和江西籍老搭档萧华开玩笑说:“我这是江西老‘表’。”
毛泽东运筹帷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军事统帅气概,令刘亚楼衷心佩服。而年轻的刘亚楼,自此也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 年2 月,21岁的刘亚楼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委员。是毛泽东指挥的战争这所大学,把刘亚楼这样一个铁匠的儿子,逐步培养成统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将。
先锋大将趟血路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下,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刘亚楼和许多指战员一样,心中产生了不安、不祥的阴影。这阴影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越来越大。
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后,刘亚楼任职政委的红二师作为红军的王牌主力师,被定为左前锋。打仗,必定需要先锋,正如矛枪必然要有尖刃一样。在这举世闻名的长征中,红军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要在“死地”之中求得生存,先锋部队打得怎么样,枪头硬不硬,枪尖锐不锐,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天降大任于斯人”,历史选择了红军中最精锐的红二师,选择了23 岁的刘亚楼和同样年轻的师长陈光。在他们率领下,红二师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响湘江之战,沿途为全军趟开一条血路,随后强渡乌江,攻占并防卫遵义,使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主席亲点刘亚楼
刘亚楼随东征红军返回陕北后,5 月14 日参加了毛泽东在延川大相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东征的收获,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会议提出了红军西征的问题,并决定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有利时机,分批分期地抽调干部到校学习,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高潮培养一批能独当一面的优秀军政人才。刘亚楼没想到进红大第一期人员的名单上就有他的名字。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这番讲话给了刘亚楼很大启发,使他从开学第一天起就端正了学习态度。
办校初期,只有三位专职教员,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常被邀请讲课。刘亚楼喜欢听毛泽东讲课,毛泽东讲的第一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深思考。特别是这段话:“鲁莽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鼓动,因而不免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对刘亚楼颇有影响,在他以后的军事生涯中,实践证明他不是“鲁莽的军事家”。
年底,红大第一期学员面临毕业,时正值西安事变发动不久,民族抗战面临着可喜的局面。学员们每天都在议论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议论前线的事。听说学校要继续办,不少学员怕留下当教员,纷纷给总政治部写报告,要求到前线去。刘亚楼也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
一天,毛泽东又来上课,讲课之前环视了一下教室,慢条斯理地说:“我听说有不少同志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鹰击长空,鱼翔水底,好嘛!”
大家为之一振,特别是写了报告的人更是欣喜异常。
“不过,”毛泽东突然提高了语调,“这里我郑重宣布,凡写报告信的,统统留下。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
这真是弄巧成拙。刘亚楼和几个写报告信的人面面相觑。
后来,刘亚楼和不少写报告信的学员真的被留下了。后来毛泽东亲自做了工作,刘亚楼才想通。
天津战役创奇迹
1948 年底,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师长城脚下后,刘亚楼热切地向杨成武询问了毛泽东的有关情况,毕竟他与毛泽东已有十一年未见了。他由衷地对杨成武说:“在苏联,我看过拿破仑、库图佐夫、克劳塞维茨、伏龙芝等人的军事著作,也接触过马恩列斯的军事论述,但我最佩服的还是毛主席。”
平津战役开始后,针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塘沽大沽而活全局的电令,刘亚楼亲自前往塘沽实地观察,认为不打塘沽大沽转而夺取天津更为有利。他以对党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回到司令部向林彪作了报告,并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自己的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毛泽东痛痛快快地把发言权给了刘亚楼。12 月29 日23 时,也就是电报发出十二小时后,毛泽东和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当刘亚楼就攻津事宜向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时,毛泽东复电:“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三天时间解决战斗。当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得知后,略带嘲讽地对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是三天,三十天也未必! 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三十天内攻下天津,但在刘亚楼亲自指挥下,东野34万攻津部队与敌人斗智斗勇,并以气吞山河之势,仅用了29 个小时就攻下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全歼天津守敌13万,活捉守将陈长捷。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示刘亚楼把陈长捷用汽车送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代表邓宝珊见面。
陈长捷对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哇,北平不要守了!”邓宝珊回到北平,立即报告了傅作义。当东野总攻天津时,傅作义和陈长捷的通话就没有中断过。傅作义这么关注天津,有两层用意:一是看天津部队能不能突围出去,二是看天津到底能支撑多久,好在和谈中与中共谈价码。天津被攻克,给傅作义以致命一击,迫使他丢掉幻想,交出了军队,后来他在绥远的部队也起义了。
1949 年3 月5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把刘亚楼指挥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从而又产生另两种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3 月25 日,刘亚楼打早从北平专程赶到河北涿县,迎接党中央机关进北平。
在阔别多年后,刘亚楼再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些什么好。毛泽东哈哈大笑地握着自己爱将的手,大声说:“呵,十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接受任命建空军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后,不时受到蒋介石空军的袭扰。毛泽东感受到了来自天空的威胁。1949 年7 月10 日,他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了封信:“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 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引者注) 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接到信后,周恩来来见毛泽东。“主席认为该由谁来组建空军呢?”周恩来问。
“让刘亚楼来干!”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组建空军要老大哥帮忙啊! 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不错,回国后又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
“好,那就这样定吧。”周恩来对刘亚楼也十分中意。
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以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催促着他忙碌于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这些方案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供了很好的建军参考。同时,刘亚楼亲自出访苏联争取苏联援助。
主席召见刘亚楼
10月18日,刘亚楼从苏联回到北京后,毛泽东立即停下了其他工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他。
刘亚楼详细地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恩来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也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紧锣密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一定要唱好唱活这场戏。”刘亚楼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
“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毛泽东叮嘱道。
刘亚楼庄重地点了点头。他告辞出来,已经走到门口了,毛泽东忽又追上一句:“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可以说,刘亚楼是抱着一柄尚方宝剑走出中南海的。原本就有一柱擎天气魄的刘亚楼,如今更是气宇轩昂,对人民空军的迅速腾飞信心百倍。
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同一天,萧华被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中央为空军建校迅速拨款,一个航校的开办费为25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250万元)。六所航校,大约1500个亿。
10月30日下午,也就是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六所航校的当天,刘亚楼在北京灯市口福夹道7号原军委航空局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空军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空军领导班子和六所航校的临时负责人。一个落地有声的军令从刘亚楼的口中下达了:“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一年内训练出300 名以上能作战的飞行员,当然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因此,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小时也不能后拖。从今天军委下令开办六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开学,给大家的筹备时间,按通常的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吧?但我现在只能给你们一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航校的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专此起草了一份从各野战军选六名师政治委员或军政治部主任的报告,面呈毛泽东。“我看你们要十八名候选人,从中选出六名符合条件的干部。”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说。
刘亚楼没想到主席对空军这么厚爱,不禁十分激动。
毛泽东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写了遒劲有力的字:“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三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毛泽东的批示变成电波,火速传到各野战军。很快,空军从各野战军推荐的十八名优秀政工干部中,选中了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经军委批准,让他们分别担任航校的政委。这种选配干部的方法在我军历史上实属空前,以后也少见。
12 月1 日,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聂荣臻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刘亚楼不负毛泽东的厚望,迅速的组建起来一支空军队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大战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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