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花开花落两由之———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感情世界

他们中间有专门担负毛主席警卫安全的一中队队员，有机关的领导，有毛主席身边的卫士、生活管理员、司机、厨师和新闻摄影师等等。他们以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许多趣闻轶事，他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朴素，以及他又是如何严格要求和对待自己、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些故事是朴素的，但又是至为感人的，每读都会催人泪下，深得教益。

赞美青年如朝阳———陈文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1926年生，湖南浏阳市人。土壤生物科学家，现任中国农大生物学院教授。20世纪50年代末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一直从事土壤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我的父亲名昌，字章甫，湖南浏阳人。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幸结识毛主席，因志趣相投，成为好友。那时毛主席是学生会的主席，我父亲则是“雄辩部”的部长。我母亲姓毛，叫毛秉琴，主席亲切地称她为大姐。1920  年主席与杨开慧结婚，就是我的父母帮着操办的。

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政治上极为活跃，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直到1951  年4月我才利用春假回了一趟老家。我母亲让我代她给毛主席写信，我十分高兴，回到武汉大学后就代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同时自己也写了一封信，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在武汉大学农学院学习的情况。两封信放在一起，一同寄给毛主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很快就回了信。

1951  年7  月，也就是我收到主席回信后的2  个月，我从武汉来到北京，写信告诉主席自己在华北农科所实习的情况。令我惊喜的是，一个周六的下午，主席派他的秘书田家英来校找我到主席家做客。我在会议室里刚等了一会儿，主席就来了。主席身材伟岸，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我走来。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准备想说的也一下子全忘了。主席用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来，并和我亲切交谈。主席告诉我，他曾到过我家两次，1930  年攻打长沙城时，途中还见到我的母亲，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我父亲牺牲的消息。主席对我讲，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了人民而牺牲了自己，要我们姐妹们学习父亲的那种精神。

1954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结业后，写信告诉主席，在暑假结束后我将去苏联学习。有一天，忽然有个人来找我，手里还拿着我写给毛主席的信，说主席要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后来我才知道来人叫王鹤滨，是主席的保健医生，他把我带到了主席在中南海的家里。不一会儿我就和主席一家外出度周末，并在一处有桃林的地方，和主席及王大夫合影留念。可能是主席认为我是学农的，又要去苏联留学，应该懂得一些农业的知识，就着重和我谈了农业。他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应该从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单产方面着手，还重点谈了豆科植物根瘤菌。

1957  年11  月17  日，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并发表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主席。

记得那天礼堂里挤满了人，每个人的手掌都拍得红红的，胀胀的，辣辣的，也不觉得痛，大家的心情万分激动。我们的双眼都含着眼泪，使劲地鼓掌。

毛主席来到我们中间，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立刻变成欢腾的海洋。主席也被我们的情绪所感染，大声地对我们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主席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

我对主席的这段话一开始体会不深，现在变成了老太婆，体会深了。青年时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所以主席寄希望于我们，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段话虽然已过去50  多年了，但是每当想起它仍让我激情澎湃，豪情万丈。

主席的话语鼓舞了一代人，激励了一代人，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投身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中去。我今天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事情，也得益于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和热切的希望。

难忘当年献花时———蒋含宇

蒋含宇，湖南湘潭韶山市人。1959  年6  月，毛主席第一次回韶山，在韶山学校，代表少先队员给主席敬献红领巾和鲜花。后和一起献花的彭淑清结为夫妻。

1959年6月25日下午，韶山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把我和当时担任大队委员的彭淑清叫到大队部，告诉我们说：“有个重要的中央首长要来咱们韶山学校，学校准备让你们两个代表韶山儿童给首长献花。”当时我除了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外，还兼任学校迎宾团团长，给首长献花赠送红领巾的荣誉自然就落在我的肩上。

“这位首长会是谁呢?”我们心中不禁想到。看着辅导员喜不自胜的表情，我们想：这儿是毛主席的故乡，又是毛主席、杨开慧曾经创办农民学校的地方，肯定是毛主席要来韶山学校了!  想到这里，我们俩兴奋不已。但是要怎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办好，顺利完成任务呢?我们都犯了难。我不断地琢磨着怎样熟练地反手给主席戴红领巾，一面又担心自己个子这么小，如何能顺利地给身材高大的毛主席戴上红领巾呢?为此，我特意换了一条鲜艳的大号红绸领巾，一遍遍练习着。彭淑清则绕着学校找遍了每一个花圃，一遍遍地想着哪儿的花最鲜艳?怎样才能让主席及时见到最鲜艳的花?她怕花蔫了，一直没摘，几次浇水、剪枝，就是为了给主席献上最娇美的鲜花。

神圣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1959  年6月26日清晨，毛主席沿着他的旧居附近的一条小土路，向着韶山学校方向缓缓走来。韶山学校师生听说了，全都拥到校门口，夹道欢迎主席。彭淑清当时正在吃早饭，听说主席来了，放下饭碗就跑到校园花圃中采来夹竹桃、红月季和松枝，熟练地扎成两束。而我当时还正在大队活动室练习那几个早已熟记在胸的动作，闻讯也飞奔赶来。当主席走上通往学校的儿童桥时，我们两个雀跃地跑到主席的面前，把两束带着露珠、满含韶山人民热情的鲜花献给了主席。接过花，闻着故乡的芬芳，主席微笑着问我们：“几岁了？学习成绩好不好?”我们告诉老人家：“14  岁了，成绩还好。”主席微笑着说：“要努力学习，争取做个好学生。”毛主席一左一右亲切地拥着我们两个，沿坡而上，一一与学校的师生握手，进了校园。人们簇拥着毛主席走到小学至初中的斜坡上，毛主席提出要与全校师生合影。我马上解下自己的红领巾，敬献给毛主席，熟练地为他佩戴在胸前。主席问：“你这红领巾还要不要了?”我大声地回答：“送给您老人家了!”主席开怀大笑：“那我就把这红领巾带到北京去，我戴上红领巾了，又成少先队员了，我现在变年轻了!”掌声雷动，全校师生开心地笑出声来。毛主席随行的摄影师侯波，捕捉到这幸福的瞬间，轻按快门，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一张照片凝深情———高智

高智，1928年生。陕西佳县人。1945年调延安中央机要科，1947年3月随毛主席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继而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进北平。1  952  年至1962年，由中央机要处调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毛主席办公室做秘书工作。

1947  年6月8日，胡宗南率先头部队进到离毛主席驻地王家坪只隔一个山头。

因敌情紧急，当晚，我们随毛主席离开了安塞县王家湾，夜间冒雨步行40  多华里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了一个晚上即步行45  华里到天赐湾。这是一个位于高山之顶又很分散的小村庄，但地形好，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前后八条沟岔和主要道路。住了一周，形势较稳定，于17日天快黑时又返回小河村。

这时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敌人的锐气大大受挫。毛主席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于7  月21  日至23  日，在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

会议总结第一次战绩，研究了整个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问题以及地方工作等问题，这次会议又称为“小河会议”。

那时，处在战争环境，交通很不便利，通讯密码不易送到前方，见各地能来的首长都来了，后委也有人来看我们，就抓紧机会突击制作密码，好让首长们开完会带回去，以便同中央联络用。想到我们就要反攻了，心里特别高兴，没日没夜地工作。

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来机要科看我们，也许是我心情特别好的缘故，怀着试探的口吻，大胆地向叶子龙问了一句：“老叶，能不能请主席和我们照个相?”

叶子龙听后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立刻有些后悔，主席这么忙，我却提出和他照相，是否不该这么提?

叶子龙待了一会儿，鼓励我们几句，就走了。谁知，没有多久，忽见叶子龙陪着毛主席向我们的窑洞走来了。一见毛主席来了，大家都跑过去，主席见我们就边走边笑着说：“你们不是要和我照相吗?”因为谁也不知道我向叶子龙提过此事，一时间大家都愣了，我当时就赶紧跑过去向主席说：“就是，就是。”毛主席笑了“那好嘛，咱们一起照相。”有的人赶紧回窑洞搬凳子，几个机灵的早已抢先或站或坐在毛主席的身边，我年纪较小，力量也小刚刚挤到毛主席跟前又被别人挤到一边去了。毛主席坐在一个小凳上，见大家“抢镜头”，也不由得笑出声来。照片洗出后，我先后得到两张，其中一张我照了半边脸，真可惜。但这毕竟是我一生中同毛主席第一次照相啊!  那句“就是，就是”，也成了我同毛主席第一次讲的话。

投身基层做调研———沈剑心

沈剑心，1923年生，上海市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9年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1975年调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

1960  年12  月26  日，毛主席在他生目的那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要叶子龙、林克、高智、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六位同志去河南信阳农村参加整风整社工作。信末还亲切地说：“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他这些话是鼓励去农村工作的同志们。

经主席同意，我们机要室抽调四个人，警卫局抽调三个人也一同去了河南农村。1961  年元旦刚过，为去农村后参加当地工作作准备。我们下农村13个人成立了党支部，罗道让为书记，林克为副书记。分四个组：王敬先、高智、封耀松一个组；阎长林、罗道让、王兆光一个组；林克、李银桥、章禹一个组；我和叶子龙、刘栩然、高碧岑一个组。

1  月15  日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接见了我们，还同我们一起照了相，并询问了大家准备的情况和学习情况，要我们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他说：“到那边一定吃不好，吃不饱，过好这个生活关很重要；与地方同志在一起工作，要尊重他们，搞好团结，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要多作调查研究。”他最后还交代：“你们以后有事可找汪东兴。”

1  月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闭幕这天，毛主席让汪东兴来叫我们去河南的13位同志，都去怀仁堂听全会闭幕时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在会上提出，1961  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6月下旬回北京，在勤政殿那边总结工作，林克整理了个总结报告，交东兴转报主席。休息了一个月多，东兴转达主席指示，下半年要我们去江西劳动锻炼。

1962年的春节和元宵节都是在南昌过的。2月下旬经上海回北京，叶子龙等几位同志根据主席指示，都调往各地各部门去基层工作。叶子龙去北京市，王敬先去苏州，罗道让去湛江，阎长林去二机部，李银桥去天津，高智去西安，赵行杰去河北隆尧，封耀松去杭州。走前主席要接见，4月19日在会客厅里主席接见了我们。

5月中旬，去各地的同志先后离京去新的工作岗位，遵照主席的指示一律到基层工作，既不是升调，也不是镀金，都去担任比他们行政级别低的职务。

毛主席对他身边工作人员既关怀又严格，主席让这些同志下去工作，不是让他们去谋官，而是为他们更好地深入基层实际，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创造条件。

在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的那一年，毛主席一直关心我们。我们经受了艰难的工作和生活，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磨炼和考验，也是我最大的收获。

警卫共饮祝寿酒———申虎成

山西沁县人。1937  年10  月参加革命。曾任中央办公厅会计、中央书记处办公处会计、股长、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五大书记警卫科长、毛主席行政秘书。

1949  年3月16日，毛主席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报告，制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的规定。毛主席带头发扬党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1953  年12  月26  日是毛主席的六十大寿，党中央接到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发来的许多贺电、贺信，热情祝贺毛主席的六十大寿。

毛主席严格指示不准发表这些贺电、贺信，可是我们身边的警卫人员，怎么也抑制不住为毛主席祝寿的愿望。几天前我就和卫士组的同志们商量，要给主席祝寿。12月26日这天，我很早就来到值班室，待主席醒来后，我高兴地走到主席床前，把我们警卫人员的心愿汇报给他老人家，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毛主席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又指示我说：“你备点酒，让老廖师傅给做四菜一汤，请大家吃饭。”主席还特别嘱咐我说：“别忘了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请他们一起来。”那天，我们一起举杯，祝毛主席六十大寿，幸福溢满胸膛。毛主席就是这样模范地执行党的规定，俭朴地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度过了他的六十大寿。当天夜里，毛主席乘专列抵达杭州刘庄，开始主持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全心全意为人民———陈耀

陈耀，1921  年生，山西定襄县人。1937  年参加八路军，集训后选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在毛主席身边任警卫战士和机要通讯员。1947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1948年3  月跟随毛主席到西柏坡，1949  年进北平，曾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局机要科长。1953年调离中南海。

1937年，我还不满16周岁，人长得又瘦又小，还没有长枪高，就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在新兵连集训3个月后，分到主席的警卫班，成为一名光荣的警卫战士。

延安的冬季很冷，破旧单薄的棉衣，抵挡不了多少风寒。黑夜里在主席门口放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空中明亮的北斗星和主席屋里的灯光。北斗星在黑夜里给人以方向，毛主席则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一天深夜，我正在主席门口站岗，主席手里夹着烟，披着棉大衣从窑洞里走出来。我挺胸抬头，注视着主席。主席用手摸了摸我身上的棉衣，问我冷不冷，一个人站岗害不害怕。我响亮地回答：“给主席站岗，不感觉冷，也不害怕。”主席对我的这种精神满意地点了点头并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父母都是干什么的，念没念过书。我一一回答，并特意告诉主席我父亲是个铁匠，我也会打铁。主席听后，很感兴趣地说：“噢，还是个手工业者，属于工人阶级。”主席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填一些表格，在出身一栏，我填的就是工人。

因工作需要，我成为主席的机要通讯员、机要通讯班的班长。张恩德的到来，我主动让出班长一职，主动要求当副班长，积极配合他的工作。他是一名经过长征的红军，也曾在主席身边当过警卫战士，我和他很熟。1944  年9  月5  日，他在陕北安塞县的一个炭窑内烧炭时，因炭窑突然崩塌，被埋在里面，不幸牺牲，年仅29岁。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隆重举行追悼会，毛主席亲笔书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亲自参加追悼会。在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我率领我的全班坐在第一排，我坐在第一个，主席离我也就几步远。主席当时的情绪很激动，眼含泪花。主席对张恩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作了高度评价，说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件事已过去60  多年了，发生在我身边的好多事也都忘记了，想不起来了。

但主席发表的著名演讲，我仍能背诵得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1947  年3  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3  月18  日，我们跟随毛主席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我们跟随主席东渡黄河，告别了生活战斗的陕北根据地，来到了西柏坡。1949年我们又跟随主席进北平，“进京赶考”，到达北平后我在中南海机要局机要科任科长。春节时，主席派人找到我，亲自把上海卷烟厂生产的第一代“中华牌”香烟送给我，并对我说，“快过节了，中国解放了，吸一颗我们自己制造的烟。”我不会吸烟，把主席送我的烟全部分给科里的战士们，烟盒我保留至今。

花开花落两由之———唐由之

唐由之，字昆吾，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医眼科学家。1926  年7  月1  日出生。

1942  年经唐云友人石瓢僧人引见，拜见上海中医眼科名医陆南山先生。亲眼看到眼病患者之多，其状凄苦。毅然下定决心，立志银海探骊，济人于盲瞽。后由石瓢僧人推荐，拜师陆南山，从此步入攻读岐黄书，钻研龙木术的生涯。在继承和发扬中医眼科金针拨障术和睫状体平部的手术切口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为中国中医眼科的学科带头人，在中国外享有盛誉。

让唐由之记忆最深的是为毛泽东主席了。

1974  年，当人们习惯于在新闻纪录电影里看到毛主席那熟悉的面孔时，并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因为患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看不见东西了。如何为毛主席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疾，成为了党中央的一件大事。经过一年多的筛选和筹备，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北京的一位中医眼科大夫身上。这年冬天，48  岁的中医眼科医生唐由之被通知到北京解放军305医院进行一次会诊。而当时的305  医院是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院，这次会诊，仅眼科大夫就来了七八位，唐由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医大夫。

在此之后，唐由之用了10  个月时间，为毛泽东的左眼施行白内障手术。在那段时间里，为了最完善地保证术后效果，唐由之不仅是一名医生，他还成了24  小时照顾毛泽东饮食起居的贴身人员。正是因为这次特殊的机会，唐由之得以亲眼看到毛泽东在辞世前的那段最为真实的生活状况。

一次神秘的会诊

在1974年亲眼看到毛泽东之前，唐由之被秘密接到一个地方参加了一个神秘异常的会诊。这次会诊比他以前做过的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的会诊都神秘。唐由之后来回忆：

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

有皮肤科的、有心脏科的、有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好几十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些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最后都报了上去。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是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经很困难了。

在那次神秘会诊后的一个月内，唐由之又接连参加了两三次这样见不到病人的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患者白内障的最佳治疗方案是进行手术。这时有人问唐由之是否需要一名助手，于是他提出由广安门医院的护士高培质来当助手。在临近1975年春节的一天，有人敲响了唐由之的家门。

进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大概40  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后，他便说；有一些事你需要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来的人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一些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然后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跟他走了。我跟着他直奔机场。在机场我看见了比我先到的高培质。她问我咱们到哪儿去，我说不知道。但此时我已经有了感觉，可能是给毛主席看病。我们来到飞机旁边，看到了汪东兴同志，就更觉得是去见毛主席。飞机起飞后，我从阳光的方向辨别出飞机是在朝南飞，大约一个钟头左右，飞机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说，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一行共5个人，知道要见毛主席，我们既高兴又紧张。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第二天吃过早饭，唐由之等人便坐着红旗牌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医疗组的5个医生按照年龄的顺序排队走进了毛泽东的休息室，唐由之排第四。当时毛泽东因为在长沙游泳而感冒，后来到杭州休养。这是唐由之平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是这次见面却让他大为吃惊。

当我们进去后，看到一位老人身上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脚上一双拖鞋，头发很乱，身子靠在沙发上。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叫张玉凤。

张玉凤说，“主席，医生们来看你了”。我们一一通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同仁医院眼科专家)。毛主席很幽默，一听他叫张晓楼便说，“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了许多，可此时我的心情却有些难受。因为报纸上描写的主席总是红光满面、嗓音洪亮、神采奕奕的。

所以一看到他那灰白而蓬乱的头发，觉得反差太大。我更没有想到主席这么朴素，穿的衣服是带补丁的，拖鞋也是旧的。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们就开始了认真的讨论。大家认为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手术。这里关键是用西医的方法，还是用中医的方法，或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手术。在给主席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席咳嗽得很厉害；同时吞咽部位也没有感觉。他咳嗽时痰很多，自己也吐不出来。主席身边有个痰盂，他经常要趴下身子，靠地心的引力让痰吐出来。对此张玉凤倒有一个技术，她人很瘦小。手指很长，她用毛巾裹住手，伸进主席口腔，从嗓子眼里把痰抠出来。当时我们考虑，这个手术一般要缝五针，这时如果咳嗽得厉害，缝合处就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他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有可能因受到挤压而往外跑，更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

确定手术人选

当初，虽然家里人几次看到唐由之被轿车接走，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位不是党员的眼科医生要去参加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确定到底是采取哪种手术方法为主席进行治疗。当时，唐由之已经预感到，手术的任务很可能落在自己身上，因为医疗组里只有他一人是中西医结合专家。而且他擅长的中医金针拨障术即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不足2毫米的切口并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非常容易愈合。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可能适合这一中医传统手术方法。想到这些，唐由之心里愈发紧张，已经40岁的他血压一下子升高许多。

为了舒缓唐由之的紧张情绪，周恩来总理特意派他去设计整套的手术室设备和器械，包括轮椅、担架都要设计。因为毛泽东曾强调：不要进日的，全部要国产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唐由之见到了江青。周恩来当时间西医：到底有多大把握?张晓楼说他有85豫的把握；总理又问唐由之有多大把握?唐由之说我们也有85豫的把握。这时，坐在叶剑英、周恩来后面的江青正端着一个盘子吃夜宵。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吃东西。唐由之觉得她不认真。在医生们回答85豫的时候，她鼻子里边哼边冷笑说：“你们也要85豫？”一听到这种语气的质问，唐由之坐不住了。他气愤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见状立即走过来解围，并对唐由之说：“我知道你在福建、广西做过不少这种手术，反映还是不错的。”

中央决定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我特别激动。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西医怎么做、中医怎么做。我当时感觉到主席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手术的，别人也告诉我，主席对医生的话是10  句只相信3  句。而且主席这个人很健旺，也很自强。

就是他感冒发烧了，也常常去锻炼，提倡在大雨底下淋雨，他主张要动员自己身体内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主席也知道，医生对他肯定会是无微不至照顾，该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他不想因为治病而影响工作。主席眼睛虽看不见但他可以照常工作。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手表，是最老式的，好像是上海表。他说：“我不用手表，我也用不着，我要知道时间就问你们，你们会告诉我的。”所以他怕因为治疗而影响了工作。那时候我天天去看他，给他讲解病情，他不但不拒绝，总是耐心地去听。

手术在《满江红》的音乐声中进行在唐由之行医的一生中，毛泽东是一位性格最特殊的病人。

普通的病人在手术前总是追着问医生效果如何?有无并发症等问题，可是毛泽东却从来不问。有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唐由之蹲在他的旁边，用手比画着给主席讲解眼睛的构造。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但始终不发问。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看不到东西了，但是最终说服毛泽东接受手术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唐由之最终还是说服了毛泽东初步同意接受手术，而唐由之采用的办法还是“投其所好”，从毛泽东最喜欢的古代诗词入手。唐由之对毛泽东说：“盒中空燃决明丸”，就是有了病吃中医的药丸；“金针一拨日大空”，是用针拨白内障，一拨当然就豁然开朗了。唐诗里都有这个说法，说明古人已经采用这种治疗的手段来治疗白内障，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

说服毛泽东这一关闯过去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显得容易了许多。为了不改变毛泽东的生活环境，唐由之把手术室设在了毛泽东的书房。手术前，毛泽东再次强调：手术用的全部器械都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于是唐由之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把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手术器械全部搬到了书房。从第一次给主席会诊到开始实施手术，唐由之和其他医生已经准备了240  多天。手术前，唐由之还用10  天的时间作药物过敏试验。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发话。1975年7月23日那天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毛泽东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这一天大家都很紧张，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到底今天做不做?我们大家都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1  点，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得多，比较熟悉，便说道，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

我轻轻走进屋里，看到主席半躺着，像是刚睡醒(主席的生活不分昼夜，醒了就工作，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于是我对他说：“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侧过头来说：“你们都准备好了?”

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我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一听，抬起手，“哈哈”地笑了，像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一样的动作，手一挥说道：“做!”

决定做手术了，大家开始紧张起来。记得当时有一位心脏病专家，手里拿着冲眼睛的水壶，紧张得手发抖，“哐当”一声，水壶掉到地上；有一个护士来量我的脉搏，每分钟跳120多次。

我虽然紧张，但表面上还是比较沉着的，我想自己首先不能紧张，我一紧张大家就更紧张了。各就各位之后，张玉凤和我便把主席搀出来了，这时候我看到周恩来等人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我要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不要了，你看好主席就行了”。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一边走主席一边问：“唐大夫，手术室内你都准备好了?”我说：“我都准备好了。”他又问：“你音乐准备了没有?”我说：“主席，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他当时就笑着说：“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

张玉凤用钢丝录音机播放了《满江红》。晚上11点半左右，毛泽东伴着乐曲走进了由他的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疗组的成员都让唐由之在他们的眼睛旁边做最后一次麻醉练习。

球后麻醉做好了，心脏监护等也都准备完，我便开始给主席做手术。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我用纱布包扎好后对他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主席说：“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这是我唯一听着音乐做的一次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满江红》我都没有听见。

手术完毕，心脏病专家过来跟我说：“祝贺你手术成功，我没想到主席的心跳一点没改变。”我当时就想，主席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在大江、大海、战争年代都挺过来了。这一点手术对他来讲真是“胜似闲庭信步”，根本无所谓，所以我更感觉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毛泽东把所有医生都“赶”了出去手术结束后，主席进卧室休息去了，唐由之就守在主席卧室的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突然醒了，并为唐由之写下了一首诗。

看见主席醒了，嘴里边还说着些什么，我听不懂就问他：“主席您哪儿不舒服啊?”主席说：“叫张玉风拿一支笔、一张纸过来。”我当时还以为他要写自己眼睛的情况呢，而他提笔写的是一首诗，诗中写道，“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因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这一首诗里边有由之，所以他念了这一首诗。下面一句是“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了。我的名字叫“由之”，因此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签完字，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张玉凤一下子就翻到了这首诗。我当时心里暗暗说，主席的记忆这么好，真了不起。

令唐由之没想到的是，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结束，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手术后的第三天，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通过这段时间对主席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猜想到，主席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就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所以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主席拿镜子。没想到，因为；这件事，主席和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把所有的大夫都赶了出去。

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一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这时我要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他不同意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又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主席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说得好听一点是请你们走开，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让你们滚蛋。

这么一来别人都走掉了，我还站在他面前不走。主席睁开眼问道：“你怎么不走啊?”我说，我不能走，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你得听我的。我们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大家采取折中的办法，让他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我请别人用塑料做的一个眼镜，有一个套子，中间有一块11  度的玻璃，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也不会掉进去。

为避免可能引起的任何感染，10  个月里，唐由之一直密切照顾着毛泽东24  小时的饮食起居。对于领袖的晚年日常生、活，他看得无比真切。他发现主席的饮食很简单，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每天都吃红烧肉。毛泽东晚年除患有白内障外，他的腿也有病，站不起来，更不能走路。党的十大闭幕时，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毛主席离开会场，这时周恩来机智地说，主席要目送大家离开，主席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在代表们都离开后，毛泽东才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离开会场。

主席睡的是一张木板双人床。床头底，下垫着木头，床头高、床脚低。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肺有问题，稍微倾斜，痰液不容易堵在喉咙。床单都是补过的，双人床上一半是搁书的，那个书搁得这么高，高高低低的好像是睡着一个人。床角的右边还摆放着二台电视机，唯一进口的电器。但是他那时已经看不到了。

主席吃饭时我去过三四次，一那时候他已不吃红烧肉了，他爱吃清蒸武昌鱼的尾巴，外加一小碗青菜和白切肉，每顿只吃三四片，再弄一碗酱油，搁一点香油，还有一点辣椒酱，蘸一蘸就这么吃了，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是张玉凤喂他吃，武昌鱼尾巴的刺多，但张玉凤的眼睛特别好，她看得很仔细，把刺拿掉，然后用勺把鱼肉同鱼汤、米饭一并搁到主席嘴里。

主席吃饭有时咳嗽得很厉害，张玉凤便用毛巾裹着手把痰抠出来。有一次我去看他，主席耳朵很灵，随口问道谁又来了，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来了。主席问，又来看我吃饭了。我说，是，我来看您吃饭。他问我你爱吃辣椒吗?我说不太爱吃。他说“不吃辣椒不革命，张玉凤给他吃一块辣椒”。这时，张玉凤便把主席的筷子拿过来，夹了一筷子辣椒酱说主席请你吃的你就得吃，说着便给我放到了嘴里，这一口辣椒真厉害，我一直记忆犹新。

读宋词时，毛泽东失声痛哭

毛泽东在唐由之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情绪爆发。那是在白内障术后不久，毛泽东恢复得很好，不久就能自己看文件、看书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听到他大哭起来。这一场面令唐由之始料不及。

在我陪在他身边的日子里，一直看到他很平和的，连脾气都没怎么发过，当时可把我吓坏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哭得老泪纵横，非常凄凉。我在一旁手足无措，急得自己也想哭，我知道，因为他刚动完手术，眼睛不能哭，一哭眼睛要坏的。主席哭了大约一刻钟，稍微平静下来，叫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第二天，毛主席便把这首词的复印件送给了我。

我对主席说要保存起来做纪念，毛主席答应了，并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后，唐由之在主席身边待了三个月。离开中南海时，包括唐由之在内的医护人员纷纷要求跟毛主席合影。那天，毛泽东被请到了人群中间，他笑着说自己一下子成了老太爷，并高兴地说，请唐由之第二年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离开中南海不久，唐由之便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而左眼刚刚恢复视力的毛泽东就开始连续地接见外宾。

在朝鲜期间，唐由之曾中途回国到中南海为毛泽东进行术后复查，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二年，唐由之还没来得及给他做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就去世了。这成为了唐由之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为毛主席做摘除白内障手术一事，唐由之始终没有对外人提起过。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毛泽东送给唐由之诗词的原稿后，这次当年保密非常严格的手术才被外人所知。而这一段经历，也成为唐由之一生当中最难忘的记忆。


　　(https://www.24kkxs.cc/book/4237/4237677/24562779.html)


1秒记住24K小说网：www.24kkxs.cc。手机版阅读网址：m.24kkx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