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坐地日行八万里———毛泽东与科学家感情世界

毛泽东的一生与科技结下不了情。他曾广泛涉猎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也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他特别尊重、爱护科学家，与科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学家们对毛泽东充满了敬意，对毛泽东充满哲理的科学预见十分重视。毛泽东和科学家、科学家和毛泽东之间的情缘极其深厚。

毛泽东与地质学家李四光

主席盛赞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李四光是我国卓越的地质科学家，他以毕业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攀登地质科学高峰。他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毛泽东曾先后7次接见李四光，对李四光作了高度评价。

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毛泽东说：“欢迎你”  李四光1889年出生在湖北黄冈县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他自幼勤奋读书，刻苦学习。1904  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1905  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喜其年轻有志，以“努力学习，蔚为国用”相赠。后赴英国留学，于1918  年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  年毅然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48年，李四光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年会后滞留海外。

1949  年4  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郭沫若给李四光带去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为祖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做贡献。

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把李四光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之一，列入了政协会议名单，海内外的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李四光的名字出现在国内外大小报纸上。就在此时，台湾国民党特务却在策划一个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得知消息后，李四光立即秘密只身离开英国，经过3个多月的重洋远渡，他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到大陆后，立即引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周恩来知道，国民党特务为阻挠李四光回国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什么卑劣的手法都会使用的。细心的周总理，反复计算着李四光的行程，他指示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军政委员会：要尽快查明情况，立即找到李四光的确切消息。华南军政委员会出动精兵强将，精心安排，把李四光的安危作为一件刻不容缓的政治大事对待，确保了万无一失。1950  年4  月下旬，李四光偕夫人回到祖国北京。

住下来的第二天，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下午有人来看望他。黄昏时分，客人来了，一见面才知道是他久已敬仰的周恩来总理。

“李教授，您辛苦了!”周恩来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李四光的手问候道。

李四光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诚挚地说：“我回国之事，一直让您操劳，您受累了。”

李四光表示希望到南京继续搞地质科学研究工作。周恩来笑着摆了摆手说：“您要为新中国挑更重的担子啊!”

1950  年6  月，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同时还参加了同期召开的高教会议。

在政协会上，李四光在10  分钟的发言中，以自己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和见闻，深刻而简明地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陷入困境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他还从资本主义的性质上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矛盾态度，一语中的。毛泽东听后，含首赞扬道：“李四光的讲话是科学的、爱国的、反帝的。”

在高教会议期间，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李四光和其他代表。毛泽东特意向李四光表示问候，说：“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你。你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这是李四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诚挚、谦逊和鼓励的话，深深地感动着李四光。

几次相聚中南海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为国家地质部部长。

一天，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接见李四光。交谈中，毛泽东颇有兴趣地问：“山字形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样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形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四光更加努力地研究地质力学。

毛泽东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  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  年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一个十年为国家建设准备好矿产资源。

1953  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各条战线你追我赶，迈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步伐。不过毛泽东却心存一份担忧———中国真的“贫油”吗?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石油?

12  月的一天，毛泽东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无疑，毛主席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不少地质学家对中国的石油资源抱悲观的看法。1915年至1917  年，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肤施一带一连打了7口深井，花了300多万美元，结果是无获而归；192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布莱尔·威尔德教授再次到中国调查地质，归纳了3点中国贫油的原因，感慨地提出了“中国贫油”的论点，并发表在《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会报》上。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将会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步伐。鉴于此，中央有些领导同志甚至提出，如果真的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将要考虑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途径。

李四光应邀来到中南海。陪同这次会见的还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见精神焕发的李四光径直走来，站起身迎上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谈话间，毛泽东将石油对社会主义的作用比作人吃饭一样重要，他不无担忧地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教授，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

周恩来总理和在座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把目光集中到李四光身上。

李四光平静而自信地向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据自己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所建立的地质构造体系理论，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驳斥了“中国贫油”的错误论调。他指出，我国辽阔的地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的勘探工作。李四光同时还提出了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的建议。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边静静地听着李四光的陈述，一边不停地点头，脸上都渐渐露出了笑容。这笑容既是对李四光地质理论的肯定，也是对李四光的鼓励和信任！

走出中南海，李四光更加感到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他的脑际时时闪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期待的目光。

如何在辽阔的领域内确定可能含油的地区，对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李四光从构造地质角度出发，提出了具备或基本具备优质油田的4个地质条件，强调找油的关键在于对地质构造的正确认识。

1954  年初，苏联石油代表团来到我国进行学术方面的帮助。他们看过西北、西南等地之后，回到北京，提出希望听听李四光教授的意见。李四光应约到石油管理局，向苏联专家和石油管理局同志作了报告，报告题为《人人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在报告中，李四光指出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3  个，详细分析了这三大石油远景区域的地质构造特点和应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黑河地区、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

苏联专家听完李四光长达一天的报告后，激动地说：“像李教授这样的报告，是第一次听到，内容丰富而深刻。”然而，要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是个涉及面很广的艰巨工程，需多个部门密切配合。在李四光的积极建设和推动下，1956年3  月26  日，由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的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的咨询机构。就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地质普查大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经过三年的普查，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地，找到了几百个油矿点，并在柴达木油砂山、冷湖、马海等地质构造上，探到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1958  年2  月，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刚刚动完手术的李四光，多次找到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领导了解工作情况，抱病与地质部其他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打开战局。1959年9  月16  日，李四光亲自会见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技术负责人韩景行等，对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的领导同志，对石油非常关心，把石油比作像吃饭一样重要。”并鼓励他们说：“松辽出油，别开生面……”李四光这次谈话，极大地鼓舞了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的全体同志，大庆油田大会战吹响了进军号角。

1961  年9  月底，李四光根据自己获取的地质资料，为进一步分析我国东部油田的分布规律，给地质部党组写了一封信，谈到“最近石油勘探工作的进展，令人感到振奋。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多层油砂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系沉峰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肯定一个油区的范围是一回事，圈定一个油田另是一回事”。为此，在后来的地质部石油地质图集编委扩大会议上，李四光提出油区及油田勘探开展指出油区、选定油田、圈定油田、评价油田7个工作步骤，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地质科学勘探指明了方向。

1963  年11月17日至12月3  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指出，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靠进口，现在已基本自给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已经结束。

石油战线捷报频传，令毛泽东、党中央对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1964  年元旦的下午，李四光接到毛泽东办公室的电话，告他：“主席请李老晚上7时半到怀仁堂一起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顿时，李四光心里的暖流阵阵涌动。晚上，李四光早早来到怀仁堂休息室，不一会儿，毛泽东健步走过来，热情地握着李四光的手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  都有很大的功劳!”李四光深受感动。他向毛泽东简要地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新进展。在座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静静地听着李四光汇报，不停地点头。

演出开始时，李四光坐在毛泽东身边，两人还时时细声地谈论着。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高兴地请李四光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1964  年12  月20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四光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会议期间的一天，李四光刚进入人民大会堂，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他面前，说：“李老，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到了北京厅门口，刚一跨进门，李四光发现毛泽东在里面。“主席。”李四光连忙喊了一声，又忙抬脚向后退去。“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李四光接着抱歉地对毛泽东解释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毛泽东走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亲切地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他不明白毛泽东这话的意思，心想，主席怎么知道我打太极拳呢?他又认真地解释说：“前几年动手术，身体不太好，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但打得不好。”毛泽东请李四光在沙发上坐下来，谈的却是石油问题。

这时，李四光才恍然大悟，原来主席讲的“打太极拳”是指找石油。

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四光在科学工作方面贡献的高度评价，给予了李四光极大的激励。1968  年12  月底，在陕甘宁盆地转了14  个年头仍未找到油的一支普查大队，派4名代表到北京，专程向李四光请示是否撤离的事。李四光亲切听取他们的汇报，并给了他们热情的鼓励，最后十分肯定地回答：“这里石油是一定有的。石油在地下跑来跑去，找那个聚集的地方，对我们很重要。”最后，李四光以商量的口气，动情地对普查人员说：“在陕北这个地方打石油，过去帝国主义失败了，国民党失败了。今天，我们有优越的条件，一定要继续在这里做工作，你们看怎么样?陕甘宁盆地中间看看有什么文章可做？我看，要接近它!”此刻，一位职工激动地站起来，大声地宣誓说：“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再找石油。”普查大队根据李四光的意见，1969  年重新回到陕甘宁盆地中间开展工作，终于获得了工业油流。一时间，整个陕甘宁盆地人气兴旺，红旗翻飞，一曲曲壮丽的凯歌回荡在黄土高坡。这个曾被一时否定了的地区，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打出了高产油井。

终生敬仰毛泽东

毛泽东重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尊重科学家，更虚心地向他们请教问题。

1964  年2  月6  日中午，毛泽东邀请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来到他的卧室，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地交谈了三四个钟头。事后，李四光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的许多科学现象，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他的卧室里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热忱希望科学家们为攻克尖端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献计出力。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重视下，我国的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才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

1969  年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上，李四光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李四光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钱学森、朱光亚。自然科学家担任中央委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李四光深深感到党的信任和肩负的责任。5月19  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的1  万多名代表，李四光作为在京的中央委员也陪同参加了接见。当毛泽东见到李四光时，立即紧紧握住李四光的手，亲切地叫“李四光!”还拉着李四光和他并肩而行。由于接见会场上口号声响成一片，说话听不清楚，毛泽东就伏在李四光的身边，提高声音问他身体好不好，工作怎么样?……李四光的心里热乎乎的。接见结束后，毛泽东请李四光到休息室畅谈。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的起源……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个10亿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一个杰出的地质科学专家谈了亿万年间的宇宙事物。临别时，毛泽东表示很希望看看李四光写的书，请他找几本；还要他帮助收集一些资料。毛泽东谦逊地对李四光说：“我不懂英文，最好给我找点中文的。”李四光问：“主席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李四光听了，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热忱和关心。

回到家，李四光动情地对女儿李林说：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他资料，资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还很繁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为让他老人家少花费时间，我要整理一份东西，多用图片，少写文字，把地质学中的重要问题都包括进去，再送给毛主席看。……此时的李四光已经是80  岁高龄了，他身体不好，但是为了早一天让毛泽东看到这些资料，他夜以继日地归纳、整理资料，连每天下午的散步时间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四光一共整理了7  篇科学资料，定名为《天文、地质、石生物资料摘要》，用大字本排印，送给了毛泽东。

李四光运用地质力学理论不仅指导找油，使我国的石油资源得到开发利用，还成功地指导找煤、找金属矿产，找水和地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上世纪60年代，我国一些地方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国家迫切需要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年迈且又身患疾病的李四光又积极投身于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1966  年3  月8  日河北邢台地震后，他亲临灾区调查。1970年10月，他又到延庆、密云等地观察地质构造活动的变化……他表示：“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有信心去组织人力攻克地震预报这个难关。”

可是，1971  年李四光病重住院，住院后的第二天他就因突发动脉瘤破裂而不幸逝世了。这一天是1971年4月29日。

李四光的科学人生辉煌，令人敬仰。他为什么能奋斗不息，不断取得科学研究工作的新成就?除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可以沿着他把自身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融合为一体的轨迹，寻找答案，同时还可以从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觉以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去寻找根源。李四光一直坚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英明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是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根本。”他生前的最后岁月还开始着手撰写《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

李四光走了，他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特别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毛泽东与气象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3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8  年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是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竺可桢最杰出的科学贡献是开创了我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研究领域。

竺可桢对科学的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的探讨，更重视亲自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在任中科院副院长期间，他很少坐车上下班，总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步行，且必经北海公园。原来他是在利用上下班途中时间观察着公园里桃花开于何日，柳絮飞于何时，布谷鸟始叫于哪天……凡是到外地或有事，又必嘱妻子帮着留心小燕子什么时候飞来家，也让女儿帮着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还让邻居留意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经过23年的观察和分析，竺可桢终于在1972  年绘制成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为后来编制自然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竺可桢喜欢到野外观察物候。每到一处，必先拿出罗盘定方向，接着用高度表测海拔，然后再用温度表测气温，最后用照相机把眼前的景观照下来，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经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分析，于1963  年8  月写出《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首先在国家科委编印的《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  期上发表，该文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后，于1964  年3  月由《科学通报》转载。

1964  年2  月6  日，北京雪后初晴。这天中午，竺可桢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到毛泽东处谈话，竺可桢赶到中南海后，那里已有人专候。竺可桢来到了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中。

毛泽东一见他，忙起身热情地同他握手，让他坐在邻近的沙发上。毛泽东首先向他问好，询问他工作有无困难之后，指了指案头的一篇论文，说：“你的这篇论文我看过了，问题提得很好。”

竺可桢见案头上的论文，正是他不久前完稿的那篇关于我国的气候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的科学论文。他诚恳地说：“这篇论文只提出了一些问题，许多地方考虑得还不够成熟。”

毛泽东鼓励他说：“能提出问题就很好嘛!  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肥、水、种、密、保、工、管，都是管地不管天。读了你的关于中国气候特点的论文后，觉得也该管天了。‘八字’以外还可以加‘光’  (日光)  和‘气’  (气候两字，你应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人类的粮食大部分是碳水化合物，植物的叶绿素所以能制造各种碳水化合物，也全靠日光的辐射能。”毛泽东继续说道。

“日光的光合作用很重要。”竺可桢补充说：“计算一个地方的年日光辐射总量，能够初步推算出每亩地在假定的理想状态中所产生的农作物产量。我国太阳的年总辐射量丰富，有了农业八字宪法，再能提高光辐射的利用率，增加农作物的辐射次数，对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肯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们正讨论得热烈，李四光、钱学森两位科学家也应邀来到。毛主席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今天我这里人才济济，可算齐全了。”

竺可桢品味毛主席的话，不禁失笑道：“巧得很，我们三个人，一个搞地质的要下地；一个搞导弹的在上天，一个搞气象的要研究空间，真是齐全了。只是我怕成绩不大，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

毛主席同三位科学家亲切地交谈，从地球的形成到生物进化，从远古时代到历代气候的变迁，真是天文地理无所不及。毛主席幽默又富有哲理的发言，引得大家笑声不断，竺可桢更感到特别兴奋，收获不浅。

转眼华灯初放，夜幕降临，3  位科学家起身告辞。临行时，毛泽东握住竺可桢的手说：“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著作，还要送给我看看。”

第二天，竺可桢写了一封信，并把《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两本书送给了毛泽东。此后，竺可桢又从我国古代大量的史书、方志以及古人的日记、游记、诗词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部著作依据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情况，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起了极大的作用，因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

毛泽东与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世界著名火箭专家，中国工程控制论专家，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的资深院士。1934  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5  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38  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航空委员会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全国政协第六、第七、第八届副主席。1999  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毛泽东曾先后6  次接见他。

1956  年，钱学森应邀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体委员会，并被增补为委员。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2  月1日，正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钱学森收到了一张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大红请柬。这次与毛泽东见面，是钱学森第一次与景仰已久的人民领袖畅怀交谈。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邀请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旁。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钱学森回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问到他回国以后的感受时，钱学森回答说：“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在短短6年里，我们能做这么多的事情，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

毛泽东微笑着说道：“新生的，最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勉励钱学森：要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

时隔不久，在同年召开的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钱学森。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高度作了精辟论述，毛泽东认为：“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他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泽东的高见在日后得到了证实。

1955  年中央就搞不搞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以及如何搞，让专家们论证。在导弹问题上有两种意见，因为按照苏联的理论和苏美的实例，导弹必须在航空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搞，所以不少人认为应该首先大力发展航空工业。钱学森力排众议，认为搞导弹比造飞机容易，飞机的关键在材料上，由于要无数次飞行，所以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必须过硬，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材料也比较容易获得，不过导弹的关键部位———控制系统比较难搞，但这在于人用脑子，中国人脑子聪明，即使没有外援，8年时间也可以搞出来。最后，中央采纳了钱学森的意见。

1958  年8  月8  日，这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寓所。

火箭专家钱学森和原子能专家钱三强被邀请来，向毛泽东汇报我国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和发展尖端技术的想法。

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和宋任穷上将也在座。

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首先汇报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如果考虑到苏联在履约上有变化，我们在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会遇到很大困难。比如，我们的铀原料就不够用。”

这时，周总理插话道：“我们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做好立足国内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依然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透过重重烟雾，毛泽东将视线落在了坐在他旁边的钱学森身上。

“怎么样?”毛泽东冲着钱学森问道：“钱学森同志，你说说看!”

钱学森沉思片刻，说道：“周总理说得好，关于两弹的研制，要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这就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

“哦。”此建议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停止了吸烟。

钱学森继续说：“核弹是现代多种科学成果的高度凝结和结晶，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应该成立一个攻克核弹技术难关的研究机构。”

“这个建议很好!”毛泽东十分肯定地说道，并表示让周恩来尽快落实。

后来，毛泽东在关于研制“两弹”的一个文件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

1956  年春天，对中国科学技术界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烂漫的春天。1  月20  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

应周恩来总理要求，归国才3个多月的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盼望新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愿望，给中央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21日，周总理亲自审阅了钱学森起草的这份意见书。22  日，又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4  月13  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10  月8  日，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亲自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仪式，钱学森愉快地接受了中央任命的院长职务。从此，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不平凡经历。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60  年11  月5日，在聂荣臻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导弹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一巨大成就震撼了全世界。

毛泽东时刻关怀着钱学森。1958  年10  月27  日，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会。在这里毛泽东同钱学森又见面了。毛泽东鼓励钱学森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964  年2  月6  日中午，钱学森接到通知，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当他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时，见气象学家竺可桢已经在座。毛泽东亲热地与钱学森寒暄着，关切地询问他的工作和身体状况，话题很快转到了原子能工业方面。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对钱学森说：“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呵!”

钱学森微笑着点点头答道：“我有所闻。”毛泽东笑了起来，风趣地问钱学森：“恐怕不只是所闻吧。”

钱学森向毛泽东解释着自己刚才的那句话的意思：“原子弹我实际上只是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泽东满意地对钱学森说起了自己对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设想：“是的，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就差不多了吧。”

……

钱学森向毛泽东谈起了防御性导弹的研究情况：“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弹道导弹的方法和技术途径。

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徐徐抿了一口茶，嘴角显出坚毅的线条。他看了钱学森一眼，用充满信心的口吻说：“有矛必有盾，你们要集中些人研究这个问题。5  年不行10  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就在这年6月29  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同年10月16日，我国终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毛泽东一向反对给党的领导人祝寿、过生日。1964  年12  月26  日，毛泽东破例过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设家宴，请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劳动模范参加，钱学森也被邀请，毛泽东还特地安排他与自己同桌。在餐桌上，毛泽东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说，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钱学森在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他还特别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是中国国防科研的重大成就。1966  年9  月，一切试验的准备工作就绪。一个天和气清、绿肥红瘦的日子。这天，钱学森随同聂荣臻来到幽静的中南海颐年堂。

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听取了钱学森关于两弹热结合的研制与靶场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完钱学森的汇报，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这声音带着几许豪迈气质，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毛泽东最后勉励钱学森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好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钱学森一向十分敬重毛泽东，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非凡的才华与渊博的学识。

接下来，钱学森便投入到了如漩涡般紧张运转的试验前的最后准备之中。

10  月8  日，钱学森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了试验现场总指挥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试验最后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10  月20  日，钱学森参加了周恩来和李富春、聂荣臻等听取总设计师谢光选和试验队负责同志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非常细致地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并特地询问了试验队全体同志的身体和伙食等生活情况。最后，他提出了著名的至今仍被航天战士奉为圭臬的“十六字诀”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党中央终于定下进行“两弹结合”热试验的决心。1966  年10  月27  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一试验，又喜获成功，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在那激情喷发的岁月，我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在国防科研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包括钱学森在内的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  年4月24日，重量为173  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卫星上的短波无线电发讯机循环播送歌颂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五一”节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向他们表示祝贺，勉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钱学森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承认和高度评价。1980  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两天后，美国合众国际社向全球播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评论报道。1989  年6  月29  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钱学森获得这一殊荣是当之无愧的。而钱学森不同寻常的经历给人们的启示更是深刻的：钱学森这位“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他的成功与中国乃至世界科技顶峰联系在一起，更与炽热的爱国情感和新中国领袖的远见卓识联系在一起。

为永久纪念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2002  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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