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二章 四民分业
这正是他担忧的吏治弊病。
父皇和李斯丞相想必也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在新政中试图调整考课方式,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其难也。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能同时说明‘沉没成本’、‘损失厌恶’和‘激励扭曲’。”
赵天成似乎谈兴愈浓。
“就是春秋末年,智伯瑶联合韩、魏攻打赵襄子,引水灌晋阳城。”
“当时,晋阳城被围困多年,沉灶产蛙,易子而食,形势极其危急。但赵襄子手下民心不散,坚守不下。这时候,智伯瑶的‘激励’出了问题。他过于骄横,在巡视水势的时候,当着韩康子、魏桓子的面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这话什么意思?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他直接把未来的威胁摆在了盟友面前。”
扶苏点头,这段历史他亦熟知,智伯的骄横是导致联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赵天成分析道。
“从智伯的角度看,他为了攻打赵氏,已经投入了巨大的兵力、物力,围城数年,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他极度厌恶‘损失’掉这次可能吞并赵氏的机会,所以他一心只想尽快拿下晋阳,忽视了盟友的心态变化。同时,他对韩、魏的‘激励’也完全扭曲了。他本该用赵氏的土地和财富作为共同利益来激励韩魏,巩固联盟。但他却用威胁来对待盟友,这等于告诉韩魏,跟着我智伯,今天打赵氏,明天可能就轮到你们了!这简直是反向激励!直接把盟友推到了对立面。”
“反观赵襄子,”赵天成继续道。
“他身处绝境,反而没有‘沉没成本’的包袱,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对‘损失’的厌恶也降到了最低,最多就是城破人亡。他敏锐地抓住了智伯激励扭曲带来的机会,派人秘密联络韩魏,陈说唇亡齿寒的道理,成功策反了二者。结果就是韩赵魏三家联手,反灭智伯,瓜分其地,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
“你看,”赵天成总结道。
“智伯败亡,表面是骄横,深层是陷入了‘沉没成本’的执着,对‘损失’攻城机会的过度厌恶,以及对盟友实施了完全扭曲的、甚至起反作用的‘激励’。而赵襄子,则因为身处绝境,反而摆脱了这些心理枷锁,做出了最理性的抉择。”
牢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扶苏的脑海中,闪过赵天成所列举的一个个历史场景。
邯郸围城、宋襄公恪守仁义、秦军争抢首级、郡守追求户口数字、智伯瑶水灌晋阳……这些他原本熟悉的故事,在“沉没成本”、“损失厌恶”、“激励扭曲”这几个概念的透视下,焕发出全新的、令人心惊的意味。
“先生……”良久,扶苏才缓缓开口。
“今日听先生一席话,学生……学生方知,读史并非仅仅知晓兴替,更需洞察这兴替背后,那无形无影,却又无处不在的……人性与制度交织的规律。”
他抬起头,目光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清明与沉重。
“沉没成本令人固执于过去,损失厌恶令人畏惧于改变,激励扭曲令人迷失于指标……此三者,若不能明察而规避,纵有强兵富国,亦难免决策失当,根基动摇。学生以往所思所虑,终究是过于肤浅了。”
赵天成看着扶苏那副深受震撼、认真思考的模样,难得地没有出言嘲讽,只是懒洋洋地重新坐回太师椅上。
“知道厉害就行。这些东西,说起来简单,真要时时刻刻用在决策里,难如登天。”
他仿佛看到了咸阳宫中,父皇那孤寂而威严的身影,以及围绕在他身边,那些形形色色、各怀心思的臣子。
自己将来,如果……如果有可能站在那个位置,又该如何避免这些陷阱?
如何设计出更能“激励相容”的制度?
如何让自己和朝臣都能摆脱“沉没成本”和“损失厌恶”的束缚?
“先生,”扶苏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望向对面那个仿佛能洞悉一切规则的赵天成。
“您屡次提及‘激励相容’之重要,言其能引导人之行为,趋利避害。然则,学生愚钝,尚有一问。是否存在一种……一种完美的激励?能使个人谋求自身利益之行为,恰好亦能达成集体之目标?使上下同欲,官民一心?若有,此道何名?又该如何达成?”
赵天成闻言,原本半眯着的眼睛微微睁开,嘴角那抹标志性的戏谑笑意再次浮现。
“嘿!苏公子,你这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从扭曲激励跳到理想激励了?有长进!”
“说白了,就是制度设计得好,让你为自己打小算盘、奔自己前程的时候,捎带手就把公家的事、大家的事也给办漂亮了!不用谁拿着鞭子在后头抽,也不用天天喊什么忠君爱国的大道理,利益自己就会推着你往对集体有利的方向走。”
他看扶苏眼中光芒闪烁,显然极感兴趣。
“说一个更早的,算是激励相容的典范,”赵天成继续深入。
“管仲在齐国的‘四民分业’定居政策。”
“管仲将国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群体,让他们分别集中居住,职业世袭。比如‘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看起来是限制自由,对吧?但深层次看,这也是激励相容的设计。”
“对于工匠而言,集中居住,同行交流,技术不易失传,子弟从小耳濡目染,更容易掌握技艺。他们钻研技术、提升工艺的直接受益者是自己和家族产品更畅销,地位更稳固,而齐国则得到了更精良的武器、工具和器物,增强了国力。”
“对于商人而言,集中在市井,信息流通快,交易成本低。他们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自然会努力贩运货物,互通有无,这直接促进了齐国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
“对于农民而言,定居田野,专事耕作,心无旁骛,有利于精耕细作。他们为了自家收成更好,会努力耕种,这保证了齐国的粮食安全。”
“管仲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让士、农、工、商四大群体,都能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这难道不是一种高明的‘激励相容’吗?”赵天成反问道。
扶苏恍然大悟,他只知管仲治齐称霸,却未深思其“四民分业”背后竟有如此精妙的激励逻辑。
“当然,有成功的,就有失败的,或者说‘激励不相容’的例子。”
赵天成话锋一转,开始剖析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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