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李善长的税论
不出所料,关于张居正“历史局限性”的论断,立刻在天幕上引来了另一波网友更加激烈、也更为具体的反驳。这些声音试图将张居正放回他所处的具体时代环境中,为其正名。
【历史语境派】:“指责张居正没有引领工业革命?这简直是苛求古人!这就好比责怪孔子为什么不会造飞机!十六世纪的明朝,资本主义萌芽都微弱得很,你让张居正如何去想象和理解一个完全不在他知识结构里的‘工业社会’?他的认知边界,就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顶峰!”
【同时代对比组】:“看看和张居正同时代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拿着美洲白银干什么了?大部分用来奢侈消费和宗教战争了!真正用来发展生产的又有多少?西欧的工业革命也是一个多世纪后,在各种复杂条件累积下才爆发的。要求张居正一个人看穿百年后的世界大势,太上帝视角了!”
【制度约束论者】:“说得轻巧!‘鼓励工商’?大明祖制‘重农抑商’是开玩笑的?海禁政策是摆着看的?张居正能顶着巨大压力推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已经是动了许多人的蛋糕。再让他去挑战国本(重农抑商)和祖制(海禁),他是神仙吗?他那套改革能推行下去,恰恰是因为还在传统框架内修修补补,真要去动根本,死得更快!”
【现实主义者】:“当时大明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库空虚,是边患频仍,是行政效率低下!张居正的所有改革,都是针对这些要命的现实问题。他就像一个急救医生,病人大出血,他首先想的是止血、输血、稳住生命体征。你们却责怪他为什么不同时给病人做基因改造,让他长生不老?这不荒谬吗?”
【文明路径说】:“东西方文明走的是不同的路径。华夏文明是高度成熟的内向型农业文明,其逻辑是稳定、自足和内部循环。海洋文明的外向型、开拓型和冒险精神,是另一套逻辑。不能简单地用后来的结果,去否定前一个路径在当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张居正是他所属文明的顶级产物,而不是另一个文明的先知。”
朱及第看着这些反驳,点了点头:“这些网友的观点,同样非常有力量。他们强调的是历史语境和时代局限性。我们后人站在上帝视角,知道世界后来的发展,知道工业革命的威力,因此很容易对前人提出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要求。”
“将张居正与一个多世纪后的西欧工业革命相比,确实不公平。”
天幕上出现了16世纪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对比图,
“当时的明朝,社会主体是农民,经济基础是农业,意识形态是儒家理学。士大夫的终极理想是‘治国平天下’,而这个‘国’和‘天下’,在他们心中,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秩序井然的庞大帝国。张居正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和优化这个体系。”
“至于挑战‘重农抑商’和‘海禁’国策,”朱及第摇了摇头,“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这不仅仅是改变一项政策,而是要动摇整个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商人地位低下,海外贸易被视为潜在威胁,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树敌无数。再让他去掀翻祖制这口大锅,无异于政治自杀,他的改革也将顷刻崩塌。”
“他是一个极其务实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空想家。”朱及第总结道,“他的选择,是在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有可能成功并且见效最快的理性选择。他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和军事危机,稳住了大明的阵脚。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当我们评价张居正,或者任何历史人物时,”朱及第的声音变得平和而深邃,“或许需要两种视角的结合。一方面,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和可能错失的机会,以此作为历史的镜鉴。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抱有‘理解的同情’,回到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看到他们面临的现实约束和认知边界,体会他们做出抉择时的艰难与无奈。”
“张居正没有带领大明走向工业文明,这是事实。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竭尽全力,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也是最急迫的使命——续命。我们或许可以惋惜,但不应过分苛责。因为历史的枷锁,沉重无比,非一人之力所能挣脱。”
天幕上关于工业化与张居正时代错失机遇的讨论渐渐平息,但那“农民不交田税”、“物资极大丰富”的后世图景,却如同烙印般深深留在了朱元璋的脑海中。他微微侧首,目光投向了下首侍立的韩国公李善长。
“李先生,”朱元璋的声音带着一种深思后的凝重,他用人臣时的旧称,显得亲近却也郑重,“听着天幕上那些言语,咱琢磨着,那后世所谓的‘工业化’,怕不就是能让物资产出多到匪夷所思,多到……连农人的田税都可以免了的地步?”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敲着御案:“若真能如此,国库充盈,不靠田赋,那自然是千古未有的盛世。可咱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这税……难道后世朝廷,真就不要了不成?”
李善长闻言,立刻躬身,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作为开国首相,他对钱粮税赋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陛下圣虑深远。”李善长缓缓开口,语气沉稳,“老臣以为,天幕所言后世‘不收田税’,恐非字面之意,或者说,绝非朝廷不再需要钱粮那般简单。”
他稍微直起身,开始以他老练的政治和经济头脑进行分析:“臣揣度,后世之所以能如此,其根基确如陛下所料,在于那‘工业化’带来的物产丰沛,国力空前强盛。然而,朝廷运转、百官俸禄、军备边防、水利工程、教化百姓……凡此种种,哪一样能离得开钱粮支撑?”
“因此,”李善长斩钉截铁地道,“税,定然还是要收的!只是这收税的名目和方式,恐怕与我朝大不相同了。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见朱元璋听得专注,便详细解释道:“田亩之税,或许真的免了,以此安抚农人,彰显仁政。但朝廷必然在其他方面,开辟了更为庞大、更为隐蔽,也或许更为高效的税源。”
“譬如,”李善长伸出枯瘦的手指,一一列举,“那往来如织、利润丰厚的工商贸易,可否课以重税?那后世之人使用的‘电’、‘铁马’(汽车)、乃至通信之物,是否皆需付费,其中包含税赋?还有那海外贸易,若真如天幕所言白银滚滚而来,海关之税岂会轻了?甚至……后世之人收入丰厚,是否可按其所得,直接抽取几分作为‘俸禄税’?”
他最后总结道:“陛下,税之根本,在于国民所创造之财富。后世物产丰饶,百姓富足,其创造和拥有的财富总量,恐百倍、千倍于今日之大明。朝廷只需在其中巧妙设计,抽取一小部分,其总额便已是一个天文数字,远非今日我朝田赋所能企及。他们并非不收税,而是税基已从单一的田亩,转向了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方方面面。”
李善长微微叹息一声,带着一丝向往,也带着一丝无奈:“此等征税之策,需要对天下财富流向有极其精准的把握,需要一支庞大而高效的官吏队伍去执行,更需要……一套我朝目前远未具备的、复杂无比的会计和统计之法。非是后世朝廷仁慈免税,实是其行政之能已臻化境,能够在不直接触动小民根本(田亩)的情况下,从更宏大的经济循环中,汲取到足以支撑一个超级帝国的庞大国用。”
朱元璋听完,沉默了许久。李善长这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分析,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许多疑惑。他明白了,后世的富足与免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一种他目前还难以完全理解的、更高层次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之上。
“行政之能……已臻化境……” 朱元璋喃喃重复着这几个字,目光再次投向那已恢复平静的夜空,心中对“工业化”这三个字,有了更具体,也更具冲击力的认知。那不仅仅意味着物资丰富,更意味着一整套全新的、强大的国家治理模式。这对他这位事必躬亲、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效廉洁官僚体系的皇帝来说,带来的震撼与思考,无疑是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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