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讲老实话，是老实人”———毛泽东与华国锋

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0  年11  月至1977  年6  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坦言“田瘦”受称赞

毛泽东回湖南时，华国锋针对那些虚报的产量，实事求是地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毛泽东夸他是一个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

1958年7月，华国锋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开始分管全省的农业工作。

1958  年是“大跃进”开始的年份。从这年7  月份起，各地连续报导“高产”

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1958  年8  月，周小舟和华国锋在前往武汉开会时，打着赤脚下田，亲自到那些号称亩产3000  斤的稻田，一兜一兜地数禾兜，因而明白了所谓的“高产”并非真实。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协作会议上，他们坦诚地说，湖南没有什么亩产3000  斤的高产田。

1958年11月，讨论农业问题的中央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湖南汇报说，当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0豫。这是迫于形势上报的一个夸大数字，但相比其他省份来说，这个数字仍然是最低的，湖南因此成为南方各省第一个插上“白旗”的省份。

“浮夸风”、“共产风”引起了饥荒。湖南由于在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浮夸不太严重，1959  年的形势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在各省纷纷告急的情况下，湖南在1958年春夏之间紧急调出粮食18亿斤(实际17亿斤)  到外省。

对湖南在危难时刻作出的贡献，毛泽东非常满意。1959  年3  月来湖南时，他表扬说：“湖南的名誉还好呵!”这时的毛泽东深感实事求是对一个执政党的重要性，他痛惜地说：  (1958年)  8月份，我讲了一句“人民公社好”，这一下，就像急风暴雨，席卷大地，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什么“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都来了。我提了1070万吨钢的指标，结果9000万人上阵，大搞人海战术，造成很大浪费。我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各级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

毛泽东虽然没有要推卸责任，但是他多么希望在他头脑发热提出这些高指标的时候有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与他唱反调，也许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当他看完湘剧《生死牌》后，深有感触地要大家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同年6月，毛泽东又来到了长沙，约见了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并向华国锋询问具体粮食产量。

此时，湖南的经济形势实际上也已经开始紧张。1958  年，新中国成立后持续下降的湖南人口死亡率首次上升，到1959  年春天，已经有很多人填不饱肚子。所以，对毛泽东的提问，华国锋的回答并没有唱高调，而是实在又比较含蓄地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

在当时全国一片“拔白旗，插红旗”的形势下，华国锋这样回答，是需要较大的勇气的。华国锋的这些话显然刺激到了毛泽东，因为在这之后，毛泽东多次提到华国锋的这些话。

但华国锋的话是从具体的田、牛、人和庄稼状况来谈“大跃进”以来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实在，而不是从宏观方面来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与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是一致的———所存在的问题只是前进中的失误、具体工作中的失误。所以，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他说的是大实话。

由于华国锋既说实话，态度又十分地谦恭，语气比较委婉、含蓄，毛泽东内心是能够体谅到华国锋这个老实人的良苦用心。当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话时，高度地赞扬了华国锋：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同样是对“大跃进”不满，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和处分，而华国锋则在毛泽东的亲自提名下，于1959  年7  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而且在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都要把华国锋召到身边，听取他的汇报，并总以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位讲老实话的人。

1963  年1月，毛泽东再次来湖南视察工作，听取了华国锋汇报农村工作情况。

华国锋继续依据田、牛、人和庄稼状况这种“在四个方面钻牛角尖”的方法来判断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赞说：“你讲的是老实话，你是个老实人。”并对在场的领导们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照顾和支持。1964  年9  月7  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谈话时，回想起了华国锋那些“田瘦”、“牛瘦”的汇报，意犹未尽地说：与华国锋同志谈过两次话，有帮助。

沉着应变一“老人”

毛泽东对美国人斯诺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49岁的华国锋被称为“老人”，意味深长。

1966  年6月16日至29日，毛泽东在湖南逗留了14  天，其中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此次回湖南，毛泽东是为了排除日常事务的干扰，集中时间和精力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期间，毛泽东没有开会，没有谈话，也没有提及“文化大革命”的话题，只是向参加会见的湖南领导干部们透露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当时，华国锋及湖南省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有领会到毛泽东所说的“长征”的含义，他们最初甚至认为，文化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所以，当省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时，拟安排华国锋参加，但华国锋却认为自己是主管财贸工作的，不分管文学艺术工作，不方便参加文化革命小组，故没有参加。华国锋后来说自己政治水平不高，这是应该算是一次突出的表现。但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种“政治水平不高”，实际上正是华国锋的可贵之处。

1966  年10  月，湖南文革的局势开始大乱，省委、省政府基本瘫痪。华国锋同其他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

1967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掀起夺权风暴。根据中央的要求，夺权必须实现“三结合”，即革命委员会必须由革命群众、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三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华国锋成为造反派的争取对象。简称为“省红联”的“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首先于1967  年3  月29  日草拟了《夺权公告》，将华国锋与万达、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列为干部中的结合对象。“省红联”是高校学生、机关干部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在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中占主导地位，但华国锋对“省红联”的争取却没有给予回应。

与“省红联”对立的“工联”。实力大有超过“省红联”之势。为了主导夺权，“工联”于1967年5月将王延春、华国锋等省委领导从省委大院揪出，将他们软禁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厂内。在批斗王、华的同时，“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亲自出马，要求华国锋表态支持“工联”。华国锋回答说，应该支持造反派，但具体支持哪个造反派组织，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不论胡勇等人如何劝说和威胁，华国锋都保持自己的这一立场。

毛泽东没有忘记华国锋。当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和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组建“三结合”新班子情况时，毛泽东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在毛泽东的关注之下，1967年9  月5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时，华国锋被指定为副组长，组长为黎原，另一副组长为章伯森。1968  年4  月6  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黎原任主任，华国锋等任副主任。

江青对湖南的这个班子很不满意，说“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是老保委员会”。

于是，湖南的造反派又大闹起来，指责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是走资派复辟，要与之斗争到底。在这一背景和全国新一轮“大武斗”的形势下，湖南局势在1968  年夏季进入文革以来最混乱的阶段。全省各主要城镇和大中型企业，普遍出现了武斗现象。

正在这时，1968  年6  月26  日至28  日，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情况，并点了湖南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的名。毛泽东对造反派的这些行为十分反感，明确指示说。“永向东”是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必须予以批判斗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1968  年9  月召开了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批判了带头闹事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叶卫东。

在那种动荡的局势下，华国锋根据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尽可能地把湖南的经济建设搞好。

1968  年春节，华国锋前往常德地区视察。前来汇报工作的干部中有一位是常德县蔡家岗公社的党委书记，名叫刘春樵。当时蔡家岗公社是常德县有名的穷乡僻壤。但在刘春樵的领导下。蔡家岗公社不但农业搞得好，而且办起了水泥厂、石灰厂、砖瓦厂、陶器厂、综合加工厂、农药厂，甚至还办起了机耕队，向周边社队搞劳务和技术输出。通过几年努力，蔡家岗公社变成了一个“用钱不要国家贷款、吃粮不要国家返销，集体不欠国家的，社员不欠集体的，集体不欠群众的”的公社，并且从1964  年的欠债几十万元，到1968  年一变而成为一个有了50  余万元存款的富裕社。

从傍晚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华国锋不露声色地认真听着汇报，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长时间地认真倾听，说明他对这种做法的肯定和欣赏；但他却始终没有表态，因为刘介绍的许多做法是很不合时宜的，在当时完全可以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在场的常德地区领导弄不清楚华国锋的态度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十分紧张，刘春樵事后也感到很不安。

从内心来说，华国锋是非常赞同刘春樵的做法的，但他不知道这种做法会不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回去后，他将蔡家岗公社的材料核实整理后报送给中央，结果，毛泽东在材料上欣然批示道：“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在华国锋的努力下，刘春樵这样抓生产的典型一跃而成为中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大和十一大又连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并先后担任了常德县委第一书记、常德地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常委等职。

刘春樵的传奇故事，反映了华国锋在文革时期对搞好生产的重视。

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再次回湖南。在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党的九大后要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特别指出，“湖广熟，天下足”，湖南要抓紧粮食生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重视生产这一思路上，毛泽东和华国锋又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了!

当时，全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往大寨参观，使大寨这个只有400  多口人的小山村不堪重负，同时也增加了参观者所在单位和县、社、队的行政开支。湖南的一些县，一去就是四五百人，浩浩荡荡。对此，毛泽东批评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在湖南又抓了两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新田县和安乡县。新田和安乡是两个有不同代表性的典型。新田的自然条件差，属于艰苦奋斗的典型。安乡位于洞庭湖区，在战胜洪水的前提下，是一个条件较好的农业区。华国锋亲自到公社、大队了解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及时纠正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新田和安乡都成为了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安乡还成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1969  年10月，湖南在安乡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现场交流会，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学新田，赶安乡”的热潮。

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十分满意地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就是要各地搞自己的大寨。

在毛泽东的不断鼓励和关怀下。华国锋在逐步地成熟。1970年12  月，在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还兼任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这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

1970  年12  月18  日，毛泽东在北京与美国友人斯诺谈话时提到了华国锋。毛泽东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此时的华国锋，只有49岁，被毛泽东称之为“老人”，可谓意味深长。这里所说的“老人”，可以理解为文革前的省委领导人，因此有人也把这个词意译为“老班子的人”。李、胡二人也是“老人”，而且都是比华国锋资历更老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届委员会的副书记。毛泽东只称华国锋一人为“老人”，而且排列第一，使华国锋更为引人注目。

斯诺回美国后，把毛泽东与他的谈话写成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其中也提到了华国锋的名字。华国锋因此而引起了国外较多的注意。

正是这样一位“老人”，此后日益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71年1月，华国锋奉调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3  年8  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直至1976  年4  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https://www.24kkxs.cc/book/4237/4237677/24562784.html)


1秒记住24K小说网：www.24kkxs.cc。手机版阅读网址：m.24kkx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