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落花时节读华章———毛泽东与文人诗友情结

毛泽东一生博学多才，结交天下名流，交往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与其诗文唱和者有之，与其相互共勉者有之，与其意见相左者更有之……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具有卓尔不群的优秀品格，同时也富有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这种别具特色的人际世界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向人们展示了他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文学巨子成旗手———毛泽东与茅盾茅盾(1896—1981)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作家。浙江桐乡人。1916  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1  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国民日报》主笔，“左联”行政书记。1938  年参加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赴延安、重庆、香港从事文化活动。1949  年后，历任国家文化部部长，《人民文学》主编，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著有小说《林家铺子》、《子夜》、《腐蚀》等。有《茅盾文集》、《茅盾全集》行世。

1949年9  月23  日，正忙于筹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的茅盾收到了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打开信封，从里面落下两张纸，那字迹正是茅盾已十分熟悉了的毛泽东的笔体。茅盾细细看时，两张纸一张是一封信，另一张上是一行遒劲的大字，茅盾便先看起信来，只见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茅盾高兴地一笑，又看另一张纸上，正是毛泽东应茅盾前几的邀请为即将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所写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这不仅是对《人民文学》这份文艺刊物的希望，也是对文化界、科学界、新闻出版界的希望，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衷心期望。也就是在两天前，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和决心，同给《人民文学》的题词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深知，没有整个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再宏伟的目标也是实现不了的。茅盾也深知，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和两天后送来的题词，其内容是时代赋予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使命，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令他久久不能平静。

1896  年7月4日，浙江桐乡县乌镇观前街沈姓大家族里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茅盾。当时他的大名叫沈德鸿字雁冰，茅盾则是他后来创作《幻灭》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后来他以沈雁冰和茅盾两个名字闻名于世。

1928年，茅盾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说：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人们把我自然看成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的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二。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

当时已以文名著称于世的茅盾的这番话，曲折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的确，虽然从1921年25岁的茅盾开始接办并革新《小说月报》起就从事着文学活动，并以大量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奠定了他在文化界不可移易的地位，为新文学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他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很早就投身于革命活动。1920  年5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建，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到了1921年初，茅盾经李汉俊介绍，便第二批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同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茅盾成为第一批党员。从此，他把文学和革命活动交织起来，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党的组织工作。为把世界各国的革命理论和工人运动状况，把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文化生活状况及苏联的文艺政策介绍到中国来，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6年1月，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以中共党员身份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长的茅盾，作为上海的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茅盾就留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就在这时，他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都代理部长的毛泽东结识了。那时，茅盾担任宣传部秘书，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他和萧楚女住在楼下。他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从事政治事务和文化活动，他们同编《政治周报》，并肩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1926  年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茅盾离开了广州，依依不舍地辞别了毛泽东，来到武汉从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教育工作，不久，又在汉口办起了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大型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叛变活动，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茅盾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文学创作，用手中的笔向反动的旧社会宣战。他这时所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由于自己本人正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便用了一个笔名“茅盾”，茅盾从此与他的本名沈雁冰一样为世人所知。

从1928年至1940年，茅盾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奋力推动着“革命文学”的进程，这一时期他的大量小说、散文、随笔及文学批评纷纷问世，为灰暗的文坛增添了夺目的光彩。1930  年，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地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并与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并肩战斗，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创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培养进步文艺队伍，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茅盾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尤其是193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业绩。抗日战争开始后，茅盾又积极地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于1938年底，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远赴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1940  年5月，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了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这时，他对延安的向往，对党的怀念越来越重地压在了心头，奔赴延安成为他此时最大的渴望。在西安，茅盾巧遇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已熟识的周恩来和慕名已久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欲赴延安的想法受到了两位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于是，他与朱德并肩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1940  年5月26日下午，茅盾顺利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6月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礼堂举行晚会，欢迎茅盾一行人的到来。正当茅盾在礼堂里落座时，听到周围响起了一片欢快的掌声，他定睛看去，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穿过观众席之间的通道向他所坐的前排走来。

“毛泽东来了。”  看到昔日的战友，茅盾兴奋地向身边的人说着迎上前去。

阔别13年，他与毛泽东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拉着茅盾的手寒暄着，又向与茅盾同来的一行人一一问好，然后拉着茅盾并肩坐下开始看文艺演出。

这样，茅盾在延安住了下来，他将自己的一双子女送进延安女子大学和抗大，并一再向周围的人表示准备在延安长住下来。离开党的怀抱这么多年，现在又生活在同志们之间，这对于茅盾来说，是多么愉快的事啊!

茅盾在延安安顿好后，就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泽东。两个人都十分高兴地叙谈着别后种种情形，毛泽东依旧是茅盾印象中十多年前那样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因为当了党的主席而有什么改变。茅盾向毛泽东详细谈了他在新疆期间所看到的政治形势的恶化和自己虎口脱险的经历，毛泽东十分关切地听着茅盾的述说，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关切之情。

6月初，毛泽东在看望了刚到延安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后，便来到了与陈嘉庚住处相隔不远的茅盾的家里，向茅盾一家人表达一个老朋友的问候之情。毛泽东拿着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一走进茅盾住的窑洞，就大声招呼着：“雁冰兄，我给你送书来啰。”

惊喜交集的茅盾忙把毛泽东让进来，两个人坐在窑洞昏暗的光线里开始了畅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与茅盾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毕生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的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接着，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起茅盾今后的创作计划，还建议茅盾从现在住的延安交际处搬到鲁迅艺术学院去，毛泽东谈到这里，寄有深望地对茅盾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听到毛泽东对他如此嘉许推重，茅盾十分感动，他连连摆了几下手说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两人抚掌大笑。不知不觉中，窑洞里已点上了灯，茅盾夫人孔德沚进来招呼他们：“主席，在这里用饭吧。”毛泽东爽快地笑着说：“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在饭桌上，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饭却吃得很少。孔德沚不禁劝起毛泽东戒烟来，毛泽东“哈哈”大笑，幽默地说：“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听着毛泽东风趣的自嘲，众人都同声笑了起来。

不久，茅盾就偕眷搬到了鲁艺。到了7月，毛泽东又一次邀请茅盾去做客，在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两个人就30  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作了一次长谈。

在延安，生活在同志们中间，生活在沸腾的生活中，茅盾深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延安的各项活动，讲课、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还参加了由毛泽东发起艾思奇主持的哲学讨论会。在这里，茅盾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凯丰及在延安的著名哲学家们坐在一起研讨各种哲学问题，他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交流研究康德、黑格尔、老庄思想的心得。在这里茅盾还头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党籍问题。1927  年的白色恐怖中茅盾与党失去了联系，以后在“左联”虽然又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当时的形势却不容他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就在党的身边，这一压在心头多年的愿望终于可以提出了。过了几天，张闻天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他的请求。认为他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茅盾能够理解。为了中国革命的大计，茅盾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决定。

1940  年10  月，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中央希望茅盾能去重庆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茅盾接受了党的决定，把一双儿女留在了延安，自己偕夫人离开延安，开始奔向人生新的战场。当他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离开延安后，茅盾辗转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以文学为武器，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打击国民党的反共势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茅盾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

地理条件上的间隔，中断了毛泽东与茅盾的直接交往，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时常有书信往来，并渴望再次相见。

1944  年11月，毛泽东得知茅盾身体不适时，极为关注，当即写了一封信，询问病情：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安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45  年8月14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合谈。毛泽东住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茅盾立即偕夫人前往拜访。不几天，毛泽东又约茅盾和马寅初来到办事处，作了两个小时的长谈。因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大局是内战问题，茅盾在谈话中问毛泽东：“你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

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

1946年，茅盾离开重庆，经香港到了上海，同国民党政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48  年底，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党中央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赴解放区，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时正在香港的茅盾夫妇，在党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乘船到了已经解放的大连。1949  年1  月，北平和平解放，正在沈阳的茅盾夫妇与同行的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吴晗等56  位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及其他方面的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于2月1  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电文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先生

并转全体战友均鉴：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作战以来，已二年有半矣。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嘢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匪，虽若匿逃，助恶美帝，犹弄鬼域。务望追奔豕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难断实现。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收到来电后，毛泽东怀着欣喜的心情挥毫写了回电：2  月1  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斗，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入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之求和平，待外援名日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二月二日

2月中旬，茅盾夫妇与郭沫若等人来到了一片新气象的北平，又一次回到了党的怀抱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先后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职务，并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负责主编《人民文学》等刊物。1981年3月27日，中国当代文化巨人茅盾与世长辞。

“文小姐”  变“武将军”———毛泽东与丁玲丁玲(1904—1986)  原名蒋伟、蒋冰之。作家。湖南临澧人。1923  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加入“左联”，次年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赴延安。历任中华文艺协会主任，红军大学教授，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1949  年后，曾任全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杂志主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著有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散文集《杜晚香》等。

1936  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从南京国民党监狱出狱后，来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妇女界对丁玲的到来，极表欢迎。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大窑洞里举行的，由宣传部长吴亮平主持。洞内共设四席，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周恩来、张闻天和中共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在各席就座。丁玲被邀坐在首席，她感到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激情满怀地讲了话，讲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倾诉自己的痛苦与向往。

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向父母亲昵地饶舌。会上，许多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对丁玲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是生动活泼、别具一格的文艺表演。李克农、邓颖超站在土炕上清唱《武家坡》，全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时，毛泽东也到了会场。他披了件棉大衣，脸刮得很干净。当他走进来的时候，窑洞里已经坐满了人。

见到毛泽东进来，大家都笑道：主席今天漂亮啦。毛泽东也笑了，他说，我还没理发呢。在晚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他来只是想轻松轻松，而这种轻松的情绪，或许有益于他的诗兴。

宴会后，丁玲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问她：“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当兵，当红军。”丁玲爽快地回答。

“好呀!  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丁玲在保安仅住了12天，便赴前线去了。

不久，毛泽东在拍给陇东前线聂荣臻将军的电报中，附上了赠送丁玲的《临江仙》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接到词的电文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要求毛泽东手书这首词给她。毛泽东答应了她的要求。次年春，丁玲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边说话边在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横书款式写下了上面所引的那首词。这首词的上阕，描述了丁玲初到保安受到欢迎的情景，下阕则称赞了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这是对丁玲及其创作的高度评价。

后来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见到她非常高兴，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听到命令，既喜又愁。喜的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样器重自己；愁的是自己从来没当过领导，现在与红军战士相处不几天就要当领导，几乎什么都不懂，怎么工作呢?她想找机会写文章，当好新闻记者。于是说：“当主任，我能行吗?”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  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  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毛泽东鼓励她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丁玲喃喃道。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说：“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  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听着毛泽东的话，丁玲不断地琢磨着每一句、每一个字的涵义，在迷茫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但她还是说：“那就试试吧。”

丁玲带着任职书回到部队，开始了工作。她上任后，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在新形势下使警卫团适应新的情况，认识历史转折，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是很艰巨的工作。她认真按毛泽东的嘱咐去做。

为了做好工作，丁玲深入连队，和干部、战士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感情、想法，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性格、爱好。开始，许多干部战士对她的某些作风，也不很看得惯。但通过她的努力，在很短时间内，了解了许多干部战士的情况，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战士与作家、干部和主任的距离在缩短。丁玲看到这些变化后，感到十分宽慰。

为了不脱离群众，丁玲对自己生活方面的要求更自觉、更严格了。那时，团以上干部伙食有小灶，丁玲主动放弃吃小灶和白面的权利，宁肯吃她不习惯的小米杂粮，从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丁玲在中央警卫团的任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她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从那时起，她熟悉了干部战士和人民军队，并逐步了解和掌握了领导艺术，为她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因此，抗战爆发后，党决定她担任西北战场服务团团长援在抗战前线建立功勋。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她都带着甜蜜的笑意，怀着欢快的心情说：“我现在仍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届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1942年3  月丁玲搬到了“文抗”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地)，准备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一本小说。3  月7  日晚，《解放日报》编辑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让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于是，丁玲连夜挥就，把当肘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泻无余地抒发出来。这篇杂文就是《“三八”节有感》。文章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土包子”，另娶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丁玲后来回忆道：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

我一向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地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哦!

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

《“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现已平反———编者)。

这期间，毛泽东还找丁玲谈话，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感激毛泽东在会上保了自己，也信服他的指点。虽然《“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但在当时还是和风细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党组织对丁玲仍是信任的、重用的，把她调到“文协”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把这篇文章定为反党大毒草，并且大加讨伐，是1957  年把丁玲划为右派以后的事。这篇文章拿到今天来看，无非是从反封建的主题出发，尖锐地批评了残存在一些男同志身上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丁玲在批评时没有注意具体历史环境和方式方法，但就文章的整个倾向来看还是正确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新的形势推动下，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下乡下厂下部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1944  年初，她被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写作。这年6月，延安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丁玲到会上去体验生活，广泛地接触了互助合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新的人物和事迹，使她不能不拿起笔来。会间，她完成了有名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得到广大群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称赞。

田保霖是靖边县一个乡的合作社主任，工作做得很好。丁玲在《田保霖》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表扬了这位互助合作道路上的带头人，并通过田保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展示了陕北地区近二十年的历史变迁。7  月1日清晨，毛泽东读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从中感到了新闻的创作作风，便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下午，丁玲、欧阳山应邀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走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他们俩吃了饭。明月初升，他们才策马出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丁玲呢，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多美的枣园的黄昏呵!  一钩新月，夏风送来枣花的淡香。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了她的记忆里。

不久，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向大家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田保霖》表明丁玲创作思想的明显转化，所以毛泽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对丁玲给予热情的鼓励。

1948  年5  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那时解放战争正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前夜。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彻夜不眠，计划、部署和指挥三大战役。七八月间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同志去散步，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20余里，到了一片树林边下车，边走边聊，兴致很高。待了一会儿，毛泽东发现胡乔木他们在一边谈论问题，便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丁玲曾请胡乔木、萧三他们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提意见，现在凑在一起正好议论一下。毛泽东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不好就小说发表意见，他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有的同志把毛泽东讲的关于丁玲的话讲给她听，丁玲很高兴，也很激动。

1951  年夏天，丁玲和爱人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位警卫员跑上山来告诉他们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过了一会儿，只见公安部长罗瑞卿陪着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沿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陈明见此状，赶紧跑下山去，扶着他慢步下来。丁玲迎上去拉着毛泽东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来。随毛泽东来的人不少，陈明让勤务员赶紧去买两个大西瓜来给大家解渴。毛泽东、罗瑞卿和丁玲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真像家人团聚，轻松欢快。休息了一会儿，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毛泽东去昆明湖划船。

毛泽东平时工作忙，很少出来游玩休息。这天是星期天，他来昆明湖散散心，还抽时间爬山看望丁玲，可见他对知识分子、对文化工作的重视了。

然而，在6年以后的那场运动中，丁玲被扣上了“反党”、右派等帽子，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方面遵照中央的政策指示，摘除了强加在丁玲头上的种种帽子。可是，有关丁玲在历史上仍有政治污点的阴风，总是还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吹散着。其实，这事中央早有结论。有一次，她曾与人谈起此事。她说，1940  年，她找过毛主席，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并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给她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完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做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对这一段历史做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做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且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丁玲的档案。从那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左”倾失误和十年动乱的长达44年的严峻考验，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文件，再次肯定1940  年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正确和有效，重申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

尽管经历了曲折，丁玲对毛泽东仍怀有很深的感情。1980  年后，她在答外国驻北京记者提问时，有记者问：“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三十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她回答说：“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与柳亚子柳亚子(1887—1958)  原名慰高，又名人权、弃疾，字安如，一字亚庐。诗人。江苏吴江人。同盟会会员，后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江苏省执委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后又当选该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日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作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有《柳亚子诗词选》行世。

毛泽东一生中与柳亚子先生有过几次聚会。1949  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北平写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七律，那是答复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那首七律。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交往始于1926  年5  月“饮茶粤海”之时。毛泽东此时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此后，又于1945  年“索句”于重庆，此期毛泽东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9  年3  月，柳亚子从香港辗转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他又与毛泽东有诗词唱和。

柳亚子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爱国诗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1926  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柳亚子在会上结识了毛泽东，这是他们的初晤。当时柳亚子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他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蒋介石日益猖獗的反共活动，蒋介石几乎要通缉他。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毛泽东之所以与柳亚子论交，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的语言。

这次相见给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诗中反复提到“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味茶”。

在这十余年里，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中，柳亚子仍坚持信奉新三民主义，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道，反对国民党右派。四一二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他失去了许多亲密的朋友，并曾一度被迫流亡海外。但是，他仍关注着共产党人的斗争，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秋收起义，并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十分兴奋，于1929  年写下了一首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炽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列宁句下诗人自注：“孙中山，毛润之”。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墓所在地。这首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中国革命低潮的时候，仍然坚信毛泽东是正确的，是革命的领袖；二是，最早动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毛泽东的形象。它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具有很高的预见性。

1931  年7  月，蒋介石调集了30  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向红色苏区进攻。

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消息传来，诗人在1932年欣然命笔，写下了《怀人三截》，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毛郎”，诗人自注即“润之”。诗不难懂。头两句用了平原君和毛遂的典故，后两句是讴歌这次胜利及其指挥者的。于此可见柳先生的立场和怀念故人的深挚情谊了。

1941年，柳亚子因反对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而被开除党籍，亡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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