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二章 改革之难，收权与放权！

“各级地方官府，仅拥有发文请求协调的权力，却无权干涉司法审判。”

说到这里时，朱允熥加重了语气：“地方官府更不得要求司法机构，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审理和判决案件。”

“当然，地方官府仍保留着巡检、捕快等职能，他们可以迅速缉拿作奸犯科的罪犯。”

“但一旦罪犯被抓捕归案，后续的审判定罪，则必须交由法部下属的专门机构来审判。”

“任何一级地方衙门，都严禁私自对任何人定罪，即便是权力显赫的省衙按察使司，也绝此权力！”

“这次被无辜杀害的‘刁民’，就是最为深刻的警示。”

朱允熥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痛惜：“我们绝不能再赋予地方官员未审先判的权力。”

“他们手中一旦握有这种生杀予夺的大权，便难保不会胡作非为，制造数不清的冤案。”

“所以，彻底斩断这种权力链条，才是最为稳妥、最为明智的办法。”

他话锋一转，又道：“地方官府治理地方，必须有一定的处置权。”

“故而，若真有‘刁民’作乱，地方官府仍可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例如先行抓捕羁押。”

“被捕之人，若事后查明并无问题，仍可无罪释放。”

“然而，一旦将人杀害，那便是再无回头之路。”

“毕竟，死者无法复生。”

朱允熥的声音里带着对生命的尊重，又道：“另一方面，死人是不会开口申冤的。”

“人若是被杀害，他们便永远失去了告状鸣冤的机会。”

“活人则截然不同。”

“如果地方官府胆敢随意滥捕无辜，那些被无端关押之人，重获自由后，仍然可以向更高层级检举揭发地方官吏的恶行。”

“这无疑会对地方官员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

“只要他们无法轻易判罪定刑，就不敢再恣意妄为，随意抓捕无辜百姓。”

“将拥有审判权的机构完全独立出去，便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官员对审案、判案的干预，从而确保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朱允熥目光望向徐妙锦，似有意征询她的意见。

这些方案，是他自己在脑海中思索了多日的。

在朱允熥看来，应该没有太大的漏洞。

但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人终究不是神，总有思虑不周的地方。

但不同的人，会考虑到不同的点，从而补齐遗缺。

徐妙锦蹙眉道：“可是，地方官府也可以让人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

“他们甚至可以对犯人施以酷刑，将人活活折磨致死，最后却轻描淡写地报一个病亡’。”

朱允熥轻轻颔首，深邃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历史的沉重。

对于这一点，他是知道。

在过往的岁月中，这些都是地方官员对付那些被其视为“刁民”的惯用且隐秘的手段。

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在底层衙门中几乎是家常便饭。

“打板子”、“戴枷锁”，以及各种各样令人发指的“刑罚”，都是他们施加残酷折磨的办法。

重达几十斤的枷锁，往犯人身上一戴，再将其曝晒于炎炎烈日之下，断绝水米。

往往三五天光景，一百个受刑之人，九十九个都将毙命黄泉。

但这种死法，是不会上报的。

受刑不住，死了白死，这是惯例。

按照大明律法，凡是问斩杀头的重罪，都需要经过刑部的严格复核，名义上还要呈报皇帝御批，方能执行。

类似于灾情时期临时下放审判权，这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办。

在正常时期，绝不允许如此行事。

虽然皇帝的御批在许多时候仅仅是一道程序，走一个形式上的过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因为谁也无法预料，皇帝是否会突然心血来潮，抽查某一个罪犯的卷宗，追根溯源。

这一系列的繁琐程序，也使得地方官员不敢肆意妄为，随意滥杀无辜。

受儒家“仁政”思想的深远影响，朝廷素来标榜以“仁”治天下，强调人命关天，丝毫无可马虎。

但这往往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

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省每年上报朝廷需处决之人，可能只有三五名。

但随便一个县衙，在狱中“病故”或“受刑致死”的人数，却远超这个数字，其中不知有多少冤魂。

朱允熥早就知道这些弊端，此前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因此而“冤死”的人。

但他也清楚，如果此刻完全剥夺地方官府的审判权柄，难免会引发巨大的反弹与阻力。

“必须加大对狱中病故或其他非正常死亡原因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那些受刑而死之人。”

朱允熥的语气骤然变得冰冷而坚决：“一旦查实其中有任何不法，必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养奸！”

“在《大明日报》上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一点，务必使所有的百姓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同时，将严厉的惩处措施昭告天下，并杀一批胆敢违令行事的官员，以此警示世人。”

“让天下所有的百姓都明白，官员胆敢触犯这一铁律，就是自寻死路！”

“地方官府今后仅有抓捕犯人的权力。”

“抓捕之后，必须立即提交犯人资料，详细说明抓捕的原由与依据，并正式请求法房、法科、法司等各级法部机构予以批准。”

“凡是法部机构审理后，认为逮捕不当或证据不足者，所羁押之人必须立即释放，不得随意关押。”

“此外，如果需要对犯人施以刑罚，也要事先获得法部机构的批准。”

朱允熥接着又详尽地阐述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细则。

对于官府是否能动用刑罚，他并未选择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地方官府肩负着破案的重压，而朝廷也必须给予他们这种压力，否则，地方官府衙门恐将怠于履职，无所作为。

可反过来，在上面强令要求必须破案的压力之下，要地方官府衙门彻底杜绝一切刑讯手段，无疑有些强人所难。

后世依赖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来约束执法行为，一旦脱离了摄像头的视线，许多事情便难说。

如今的大明，根本不具备那般先进的科技条件，想要完全禁止动用刑罚，在技术层面就难以实现。

与其堵死所有通路，最后执行的时候，却实际上形同虚设，不如适度保留一个缺口。

因此，朱允熥的策略是：允许在经过法部机构的严格审批后，动用刑罚。

对于未经审批，擅自使用私刑的行为，则必将严惩不贷。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破案的压力，主要施加在官府衙门及其捕快差役身上。

法部机构，包括法科、法房等，他们只负责审理和判决案件，并不承担破案的职责。

案件能否侦破，与他们的考核毫无关联。

但涉及随意动用刑罚，，由法部机构来批准执行，其后果便需要由他们来共同承担。

正因如此，法部的机构在审理案件时，必然会审慎对待，绝不会轻易批准动用刑罚。

更重要的是，一旦地方官府胆敢私自动用刑讯，法科、法房等法部衙门不仅不会包庇，反而会挺身而出，揭露并指证地方衙门的违法行径，以此证明自身的清白。

这无疑将对地方官府形成极为强大的约束力。

再辅以巡回法庭的定期巡查与审理，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将大幅度降低，降至微乎其微。

当然，无论是巡回法庭，还是法署、法科、法房等一系列法部机构，它们虽独立于地方官府衙门之外，却并非独立于朝廷。

只要朝廷有需要，仍然可以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

最核心的目的，是将重要的司法权力，从地方收归到中央朝廷。

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此，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并不能死板地拘泥于法条，而应该根据实际的政治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持其应有的灵活性。

例如，可以根据时局需要发布特赦令。

又或者，对于某些情节恶劣、影响深远的犯罪行为，施以特别严厉的重惩。

但这种“灵活性”的掌控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绝不能由地方官府随心所欲地运用。

徐妙锦听完朱允熥的详细阐述，眼中闪烁着由衷的钦佩，赞叹道：“熥哥哥圣明，古往今来无人能及！”

“这些政策一旦付诸实施，必将泽被苍生，惠及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

“官员的贪赃枉法之风将因此得到有力遏制，百姓也将从中受益无穷，福祉绵长。”

她凝视着朱允熥，语气真挚而崇敬：“陛下治国有方，臣妾深感佩服！”

徐妙锦的语调略微一转，又带着一丝俏皮的笑意说道：“倒是臣妾孟浪了，后宫不得干预政事，这可是本朝的铁律。”

“陛下制定这些治国方略，本不应与臣妾商议。”

朱允熥笑了笑，眼中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倦色，轻声道：“无妨。”

“朕不过是讲给你听听罢了，看看其中有没有什么思虑不周之处。”

他轻轻叹了口气。

“朝廷的诸多大臣，虽个个才华横溢，见识不凡，但实际上，却各自有各自的算计。”

“好的政策，他们未必真心实意地愿意推行。”

“而那些显而易见的弊政，他们也不一定乐意去纠正改善。”

“国策之重，其重逾千钧！”

“其中牵涉到的利益纠葛太多，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

“他们的心中的考量很复杂。”

“若是排除这些位高权重的肱骨之臣，其他朝臣又未必有那样的眼光和洞察力，能够识别出潜藏的弊端，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的重重难关。”

他苦笑一声，道出心底的无奈：“很多时候，朕只能独自苦思冥想，独自拍板决定。”

“一身系天下之重，何其艰难！”

随着登基为帝的时日渐长，朱允熥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那种“孤家寡人”的滋味。

昔日身为储君之时，他与杨士奇、杨荣、姚广孝等臣子的关系，十分亲近，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隔阂。

可坐上九五之尊的宝座，那种天然的距离感便油然而生，将他与昔日的亲信们隔开。

很多时候，他渴望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尽可能地下放给政务处，让那些专业的官员去权衡利弊，制定章程。

但结果却往往令他不得不亲自介入。

因为朱允熥总会发现，这种放权并行不通。

政务大臣们在制定国策时，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

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也有平衡朝局与各方利益的深层考量，更有对变革可能引发不良后果的担忧，以及随之而来的承担相应后果与责任的恐惧。

这些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一项看似简单的决策，都变得异常复杂。

所有的当权者，都是保守派！

这并非偏激之言，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即使明知某个政策弊端丛生，急需修订，当权者通常也不会立即主动着手改变。

因为，即便抛开旧政策可能为自身带来的隐秘私利不谈，他们依旧缺乏改革的动力。

毕竟，墨守成规，继续沿用旧有政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可言。

无论旧政策最终导致何种恶劣后果，也无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一切都可归咎于前朝旧制。

但推出全新的政策，那便意味着决策者必须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起全部责任。

从这一角度出发，那些拥有国家政策制定大权的大臣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地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他们宁愿选择按兵不动，或是在旧有的框架上进行无关痛痒的修修补补，也不愿轻易触动根本。

真正的改革，推行新制度、新政策，往往只有那些刚刚获得擢升，胸中憋着一股锐气，渴望施展抱负的极少数人，才敢于提出并积极主张。

然而，这些热血的改革者，又因为缺少经验，未必都能构想出真正完善且切实的政策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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