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四章 否定之否定！

“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精力放在私田上，公田的产出越来越差，贵族领主收入减少，他们就可能加重剥削，或者干脆改变制度。同时，随着农具和牛耕的逐渐普及‘这也是一个量变过程’，生产效率提高，一家一户有能力独立耕种更多土地。这内外因素叠加，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井田制’这个‘质’就维持不下去了，必然要被新的土地制度所取代，比如按亩收税，承认土地私有。你看，从‘井田制’到‘私田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改变，而是各种细微的变化积累了几百年，最后瓜熟蒂落。”

扶苏恍然：“犹如水之渐寒而成冰，非一日之寒。学生以往读史，只见制度之更迭，却未深究此等细微积累之过程。依先生所言，需观察事物发展过程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之变化，因其可能导向根本之变革？”

“正是！所以要防微杜渐。很多大乱子，都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小矛盾没处理好，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赵天成说道，随即引出第三点，“而这质变之后呢，又不是一了百了，还会继续发展。这就涉及到辩证法的第三条——‘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扶苏觉得这个说法尤为奇特。

“对。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向上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它会对自身进行否定，但又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扬弃’——抛弃其中过时的、消极的东西，保留其中还有价值的、积极的东西。然后，这个被否定后的新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又会因为内部矛盾，再次被否定，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这就叫‘否定之否定’。”

他需要一个能贯穿较长时间的历史脉络来阐释。

“我们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比如，远古时代，部落联盟推举首领，讲究‘禅让’，这是一种‘天下为公’的原始民主制，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个阶段。”

“后来，大禹传位于启，家天下始，建立了夏朝，进入了‘世袭制’的王朝时代。这是对原始‘禅让’民主制的第一次‘否定’。它确立了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在当时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它能提供更稳定的秩序和组织。”

扶苏提问：“然则，先生，此一‘否定’，以家天下否定了公天下，岂非是一种倒退？”

“问得好！”赵天成赞许道。

“从‘公’到‘私’，表面看是倒退。但你看，世袭制推动了国家形态的成熟，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它‘扬弃’了原始民主制那种松散、效率可能低下的状态，保留了组织生产和维护秩序的功能，并以新的王权形式将其强化。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进步。但它自身也包含了矛盾，比如王权继承争斗、贵族势力坐大、百姓负担加重等。”

“到了商末周初，周人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分封制’和‘宗法制’构建了新的统治体系。这可以看作是对夏商以来早期王权制度的一次调整和发展，其中也包含了对前朝某些弊端的‘否定’因素，比如更强调统治者的‘德性’。但本质上，它仍是在‘家天下’世袭制框架内的演进。”

“而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弊端尽显，诸侯争霸，制度混乱。这本身就是对周初那一套制度的‘否定’过程。最终，由秦国通过变法，建立起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帝国，实现了天下统一。这是第二次重大的‘否定’。”

扶苏思维紧跟：“此次否定，是以中央集权之郡县，否定了分封裂土之旧制。”

“对！这次否定，抛弃了分封制导致的割据战乱，保留了统一国家的形式，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它不是在回到原始的‘禅让’制，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似乎又回到了一个‘统一’的、‘有序’的状态，但这个统一和有序，是建立在高度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之上的，比夏商周的早期国家形态要严密、复杂得多。”

赵天成解释道，“所以，发展路径像是：原始联合进一步早期王朝。进一步分裂混乱，再进一步成熟帝国，就是家天下、高度集权。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后一个阶段并非简单重复前一个阶段，而是在吸收了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更高级形态。”

扶苏听得心神激荡，仿佛眼前展开了一幅宏大的历史辩证图卷。

“先生此论，真是让学生茅塞顿开！以往读史，只觉兴亡交替，循环往复，难免有悲观之意。然依先生‘否定之否定’之说，历史虽似有循环之象，实则每次皆在向前，有所进步？只是此进步，并非一帆风顺，需经历否定与扬弃之阵痛？”

“可以这么理解。”赵天成点头。

“历史的总趋势是前进的，是发展的。但这发展是通过不断的矛盾斗争和新旧交替来实现的，过程中有曲折，有回流，但大方向是向上的。就像人走路，左右脚交替前进，看似有时在摆动，甚至后退半步，但总体是在向前走。”

“先生将这三条法则——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融会贯通，实乃洞悉世事变化之无上利器！”

扶苏由衷感叹道，“学生可否再请先生，以此辩证之法，剖析一些具体史事，以加深领悟？”

“行啊，你问吧。”赵天成爽快答应。

扶苏略一思索，问道：“譬如，昔日商鞅变法，以严刑峻法、奖励耕战为核心，使秦国由弱转强。若以辩证法视之，此变法之中，蕴含何种‘对立统一’？其成功，又如何体现‘量变’与‘质变’？”

“这个问题提得好。”赵天成侃侃而谈，“商鞅变法，其核心矛盾，或者说‘对立统一’，在于‘破旧’与‘立新’的统一，以及‘法’与‘情’的对立统一。”

“首先，他必须强力摧毁旧的贵族世袭制、井田制残余以及相关的习俗观念‘破旧’，才能建立起军功爵制、鼓励垦荒、重农抑商等新制度‘立新’。‘破旧’和‘立新’是同时进行、互为条件的。没有对旧秩序的破坏，新制度就立不起来；而新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对旧秩序最彻底的破坏。这就是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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