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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还有就业，没人管了，自谋生路。没听电视里天天唱吗，‘从头再来’。整个县城，下岗失业的不下三万人，到外地打工的打工，回农村老家种地的种地，留在县城里的，男的大多蹬三轮，女的大多摆小摊。你看那县城里那么多的人力三轮车，大多数都是下岗工人。女的呢，批发个毛巾、鞋子之类的东西，沿街串巷，叫卖东西。有的长得漂亮的，年轻的，嫌弃干这个丢人，又不挣钱，就去了外地，做了三陪小姐。这样的人多了。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你能挣到钱，也没有人说你了。你看那满大街的美容美发店，坐在里面的小姐，店里连一把剪刀都没有，都是干皮肉生意的，他们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不在本地做这个，怕熟人认出来。”王一鸣问：“那你们都靠什么生活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各想各的门路。上班的，有工资发，虽然不应时，有时候要拖欠个一年半载，但到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好歹都会给补齐。平常里没有钱了，只能是求亲靠友，借。农村里有地的，还好些，回家还可以要点粮食，自己买点菜，可以过下去了。现在就是怕孩子上学的花费，一个孩子，每年学费带生活费，需要上千块。更怕家里有病人，一旦得病，就是倾家荡产。现在好多人没有医疗保险，就是有，也报销不了几个钱，看大病，还是靠东挪西借，家里有一个重病号，全家人的生活都受拖累。在县城里，做个公务员，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四五百块钱的工资，门头差事又多，今天他结婚的，明天他家死人呢，都得应酬，封礼，一个月下来，总有几宗事情，这个钱，不花又不行，县城又只有那么大，你接到请帖了不去，下次见了人，没办法开口，你赖啊！没脸见人。于是，就是再穷，也得打肿脸充胖子，鼓着肚子硬撑。所以，现在的生活压力，简直是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大街上失业的成群，没有饭吃，就偷就抢，尤其是那些十七八岁，一二十岁的小青年，早早就下学了，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还想活得风光，有酒喝，有饭吃，于是就拉帮结派，闯荡江湖。在县城里打架斗殴，这一派和那一派，为了争地盘，抢生意，经常是大打出手。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谁下手狠，谁是英雄，大家都佩服。在县城里也就成了名人了，到哪里都有人巴结，整天有人请，连那些当官的，也给这些人面子，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甚至拜把子。公安局的破案，也要这些人的帮助，要不然就得不到线索。现在的社会啊，简直是乱透了。一鸣你好歹还是个副部长，有机会见那些大官们，难到下面这些事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装糊涂。你得向上面反映反映，现在到哪里，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民不聊生啊！”
王一鸣听他们乱七八糟的讲了许多县城里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都是触目惊心，这些事情，让王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没想到，仅仅是十几年的光景，这个偏僻的县城，就是这样一幅样子了。这个县城，也就是全国的缩影，其它的地方，也不比这个地方好多少。王一鸣承认，自己这些年，官越做越大，到基层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到了基层，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看到的都是当地最好的一面，所有的阴暗面，大家都对他回避了，谁也不敢讲，谁都怕触霉头。大家一级一级，哄骗上去，就成了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在北京时，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的一面，觉得中国简直是太好了，大家一说起来，都是大好局面，蒸蒸日上啊！报纸电台电视台，也是开足马力，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整天向全国、全世界灌输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欺人与自欺，让大家都失去了基本的常识，不敢面对现实，整天晕晕乎乎的，在麻醉中混起了日子。
王一鸣感觉到，坐在北京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确实感受不到危机，看不到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是一团乱麻，官当得越大，离人民越远，也就离社会真相越远。想到自己是这个状况，王一鸣从心里真是感到，可怜那些比自己官大的多的人，他们离社会真相的距离，毫无疑问，是更远了。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过滤了多少遍的，他们耳朵里，再也听不到像自己的这帮同学那样，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话语了，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说实话，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已经是瞎子聋子，怪不得他们的脸上，什么时候看，都是带着灿烂的笑容。他们就像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这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能说不是悲哀。连真相你都看不到，你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判断力呢！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决策，只能是离广大人民越来越远，你不拿老百姓当回事，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就不拿你当回事了。大家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在相互欺骗中，混起了日子。这里没有发自肺腑的尊敬，爱戴，只有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应酬的神情，这样的领导人，哪能有什么个人魅力可言呢！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看看快到十二点钟了，大家还意犹未尽。小强的老婆还在加菜，王一鸣说：“吃好了，吃好了，嫂子你也忙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大家于是就站起来，王一鸣掏出随身携带的提包，从里面拿出500块，递给熊小强说：“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是给两个孩子的，让他们好好上学，争取考上好的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到时候，如果我有能力，一定会帮忙的。别人的不帮，因为找我的人太多，我的能力也不够，但你的孩子，我还是会想点办法的。”
小强推让了几次，看王一鸣执意要这样做，只好留下，说：“别的客气的话，我就不说了，总之，我这一辈子是完了，没出息了，我希望两个孩子比我强，如果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到时候少不了还要麻烦你，我们全家先谢谢你了，感谢你来看我，我两个孩子知道了，对他们，就是很大的鼓舞。”王一鸣说：“你和嫂子也要保重身体啊，该休息时要休息，挣不完的钱啊。身体好了，才能多挣钱。”
小强两口子，不住地点头，说：“记得了，记得了。”
大家握手告别之后，四五个同学，拦了两辆出租车，陪着王一鸣，回了县委招待所。这个时候，县城的大街上，空荡荡的，笼罩着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不时的有三五成群小青年手里提着酒瓶，喝得东倒西歪的，大声地说话，或者在大街上公然撒尿。有的把喝过的啤酒瓶，狠狠地砸在地上，碎玻璃溅得一片片的。
第二天早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陪王一鸣吃早餐。说起对县城的印象，王一鸣说：“这次回来，最大的印象就是县城里像是回到了解放前的上海滩。这样下去，人民怎么会有安全感。你们都是父母官，该抓一抓了，总不能大家都上不了街，憋在家里，看电视吧。养那么多警察，干什么用的，连个县城都管理不好，我看公安局长该撤职了。”
他的话把县长和县委书记，说的成了大红脸，一个劲地说：“是，是，我们这就安排，限期一个月，再整治不好县城的治安，我们就联合向市局打报告，要求市公安局调换人员。太不像话了，整个县城的社会治安，一天不如一天。晚上老百姓连上街都害怕，我们实在是惭愧啊！王部长你也知道，这县公安局，局长不归我们县委管，是上面局里派来的，可以听我们的，也可以不听我们的，有什么事情，我们还得看他的脸色，真是难啊！”
王一鸣也体谅他们做父母官的难处，知道他们这个位子，也确实不好干。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一个大县，要工业没有，财政困难，基本上寅吃卯粮，靠借款度日，有的时候，连县委机关，都会拖欠工资。所以他们见了王一鸣，就像见到了财神爷，想通过他的影响力，给县里多弄点资金。对于他们的要求，王一鸣有时候也会力所能及，安排些资金，特意交代部里的有关部门，对老家这个县倾斜一下。几年下来，也为老家的县，弄了几百万的资金，虽然不多，但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所以他回到老家，说什么话，这些父母官们还都买账。
第二天，王一鸣又在县城里呆了一个上午，抽空到弟弟二虎家看了看。二虎现在是县二中的校长了，副科级，官虽然不大，但管着几百老师，学校的学生，也有五六千了，在县城里，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
最关键的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王一鸣的弟弟，他哥王一鸣是个大官，说的话连市里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给面子，县长和县委书记，就更不用说了。他这个副科级，还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看在王一鸣为县里办了不少事情的份上，特意安排的。
原来二虎上班后，一直在县城的一个初中当老师，成了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两口子都是教师，都在一个学校，日子虽然说不上好，但教师的待遇，在县城里还是有保障的，所以比着别人，还是过得挺好的。
等王一鸣的官越当越大，先是当了市长，在老家引起了轰动。后来又到了北京，做了副部长，回到省里，连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要给面子了，二虎在县城里，也成了知名人物。
有的局长什么的，要到北京办什么事情，都要千方百计，和二虎套近乎，让他向王一鸣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通融通融，找人的时候方便些。
二虎这个人，性子爽快，别人三句好话一说，就耐不住性子了，拍着胸脯，为别人办事。有的时候，甚至亲自和别人一起，千里迢迢，坐上小汽车，到北京城里找王一鸣，为别人办事情。当然自己也落点好处，吃点喝点，还可以分点好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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