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间知己吾和汝
1920 年底，27 岁的毛泽东在湘江畔，与他老师的女儿、19 岁的杨开慧结婚，建立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结束了多年的单身汉生活。
这个家，是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式家庭。两人的婚姻是双方在求知和追求进步的过程中，爱情自然发展的结果。对于毛泽东而言，如果说10 多年前与大秀的家庭包办婚姻是个“苦果”的话，那么，与杨开慧的婚姻则是个甜蜜的果实。
他俩没有传统的“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
巾帼不作俗人举
杨开慧1901 年11 月出生。她比毛泽东的妻子大秀有“福气”，家里有个思想开明、重视教育的好爸爸。当时的家庭都重男轻女，生男为宝，生女为瓦。杨昌济却把她当作心肝宝贝，像对男儿一样重视，给她起了名(霞)、字(云锦) 和号(开慧)。清朝末年实施“新政”，长沙创办了初级小学。绝大多数家庭都不肯送女儿上学。杨昌济得知后，从国外专门写信给妻子向振熙，嘱咐她一定要送女儿上学。
在父亲的关心下，不到7 岁的杨开慧于1908 年进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成为该校第一批女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杨昌济回国后，她与母亲、哥哥一起来到岳麓山下，与父亲团聚。高小毕业后，她在父亲的鼓励下，刻苦自学，读了不少书，还练了一手好毛笔字。
父亲的高足们在她家高谈阔论，吸引了她惊奇的目光。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对父亲门下“三杰”充满好感。她先是听他们谈论，后来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杨昌济很看重聪明好学的女儿，赞许她加入他们的讨论，有时还向他的高足们推荐女儿的学问。
杨开慧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思想上产生了共鸣。“青年”、“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些字眼印在她的心上。她把毛泽东当作“师兄”。毛泽东把他在学校里记的笔记拿给她看，她也把自己的日记和笔记送给毛泽东读。
巾帼不让须眉。杨开慧参加毛泽东他们组织的登山郊游等活动，也像父亲和毛泽东那样，一年四季洗冷水浴，强健体魄，磨炼意志。
1918 年7 月，杨昌济告别他的爱徒们，应长沙老乡和朋友章士钊之邀，带着妻子儿女到北京大学任教，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
北京是当时中国先进思想和新文化传播的中心，北京大学则是这个中心的中心。1915 年，陈独秀、胡适等人在这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1919 年爱国学生又掀起了爱国反帝的五四运动。“白话文”、“德先生” (democracy 即“民主”) “赛先生” (science 即“科学”)、“自由”、“平等”、“打倒孔家店”、“废除吃人的礼教”、“救国”等口号，激荡着青年人的心。杨开慧到父亲任教的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和大学生们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她抨击时弊，摒弃古文，用白话文写作，成为激情澎湃、“志向尤大，殊属难得”的新式知识女性。
杨家前脚来京，毛泽东后脚跟到。
杨昌济到京后，给他的三位得意弟子写信，提议组织湖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他还关心着毛泽东的前途。6 月30 日，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
毛泽东早就醉心于帝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新文化运动更增加了他对北京的向往。1918 年8月，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和20多个青年一起，乘船到武汉，转坐火车到北京。但是，到北京后，他既没有住处，也没有工作，每天的花销对于他来说太大。在困难的时候，老师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杨昌济让毛泽东在他家的门房中暂时落脚，并写信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在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当助理员的工作，每月工资8 元。这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拿过的高薪，18年后他还满意地认为“工资不低”。1918年10月，毛泽东到任。
这份工作。不仅使他能够自立生活，在北京待下去，继续接受新思想的熏陶，而且为他和杨开慧的爱情提供了机缘。
毛泽东与七八个湖南青年，合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夹道七号(现吉安所左巷8 号) 的一个出租房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一到晚上，他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每次翻身时，都要先跟两边的人打招呼。严冬里，他们买不起大衣，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轮流穿。
毛泽东对久仰大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们极感兴趣，每逢胡适、傅斯年等人来阅览室读报，毛泽东登记完他们的姓名，都很想凑过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职位卑微，没人搭理。那些大忙人也没有时间听一个小人物说南方话。
他感到十分失落。此时，他还处在社会的低层，经济上贫穷，学问和思想上也没有对话的“资格”。
在失落的日子里，毛泽东得到了友情的滋润。多年后，他充满幸福地回忆：“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恋人的父亲则在北京成了他的“一位知心朋友”。友情、爱情和抱负激励他自强不息，继续追求知识。他和杨开慧都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一同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他们见到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顶级“大腕”陈独秀和胡适，并为之兴奋不已。
两个年轻的南方人经常漫步于故宫和北海，欣赏北京的美。他们第一次见到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厚的冰，岸边洁白的梅花盛开，无数的杨柳倒垂在冰面上，枝头挂满晶莹的冰柱。良辰美景令他们连连惊叹，引发他们的诗兴，两人一起背诵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
爱情的种子在春天里悄悄萌芽。他俩沐浴在春风里，相拥在阳光下，一个风华正茂，一个青春妙龄。
自称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对女人不感兴趣”、也想不到大秀的毛泽东，与杨家的千金小姐产生了爱情。丘比特之箭，穿过门第的障碍，射中了他俩的心。
一方是名教授的女儿，另一方是从农村出来的一文不名、没有体面工作和社会地位的“寒士”。
1919年3 月12 日，毛泽东辞去北大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助理员的工作，离京去上海，然后回到长沙。分别前，两人相约通信。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了许多信，两人互相以“润”、“霞”相称。
1919年12月，毛泽东安葬母亲两个月后，带领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进京请愿，要求国务院罢免镇压抵制日货运动的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与杨开慧再度相聚。
此时，毛泽东已成为湖南省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充满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激情和活力。在北京，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向他爱的人表达了爱意。
杨开慧像心里揣着小兔子一样又惊又喜，向她的白马王子敞开了芳心。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
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
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两个相爱的年轻人，打破封建时代的陈规旧俗，悄悄地住在一起。当时，新式青年中流行“试婚”。
杨开慧所说“他的许多事”，自然包括毛泽东与大秀有其名无其实的“家”以及他的奋斗史。杨开慧所说“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自然包括毛泽东新近抛出的8篇力作。1919年11月，长沙有位富商家庭出身的赵五贞小姐，不喜欢父母为她安排的丈夫，但又无法改变家长的意志。结婚那天，她穿上婚装，坐在花轿上割喉自尽。毛泽东由此联想到文七妹、大秀和自己的不幸遭遇，两周之内写了8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讨伐封建包办婚姻，鼓励同龄人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争取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他抨击封建社会：“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他特别批判传统的妇女贞节观，激烈地诘问：“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
杨昌济早在长沙当教员时，就向传统道德观念发起冲击，公开提倡寡妇再嫁，成为轰动湖南的人物。杨开慧在家庭中受到父亲新思想的熏染。她随父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后，更直接受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等新思想的熏染，成为一位思想观念超前而激进的新潮女性。当时，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男女知识青年，反抗家庭包办婚姻，自由恋爱、公开同居，成为一种时尚。关于婚姻、家庭的一切旧道德，特别是束缚妇女自由的从一而终、贞洁、三从四德等纲常礼教，都被他们弃之如粪土。
在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兴起的1908年，毛泽东作为一个14岁的小男人，就能够在一个被封建意识重重包围的小山村里，守着新娘当“和尚”，恰恰传奇地表现出了超时代的“前卫”精神。杨开慧听了他的讲述，觉得好笑之余，是不是更增加了对毛泽东的爱?
1919年12月，杨昌济病重。毛泽东到德国医院探望他的恩师、朋友和未来的岳父。师徒俩在医院见面，心情十分复杂。1920 年1 月16 日(农历1919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杨昌济病逝，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7天后，毛泽东的父亲也在韶山冲去世了。按农历来说，1919年，这对恋人接连失去了三位老人。“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未报”。不幸之中，他俩的心贴得更近了。
据说，杨昌济曾就是否赞同爱女嫁给毛泽东一事，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那时已认识毛泽东，劝杨昌济促成此事。杨昌济接受章士钊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
杨昌济择婿的标准是什么，他生前对这两个年轻人相爱的态度如何，今人已无从确切知道。但在未来救国大任上，他看好了不修边幅的毛泽东，则属确定无疑。
他去世前，抱病给远在上海的好友章士钊写信说：“吾郑重语君，二子(蔡和森、毛泽东) 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这封饱含深情和重托的“政治遗嘱”，感染了章士钊。同是闹学潮出身的章士钊，对毛泽东这位后生十分赏识。1920 年6 月，他应毛泽东之请，发动上海各界名流捐资2万银元，资助毛泽东组织赴欧勤工俭学活动。2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它相当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200年的工资! 这些钱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部分被毛泽东用于组织赴欧洲勤工俭学活动，另一部分日后用于上井冈山闹革命。
从1963年起。毛泽东每年农历正月初二，从稿费中拿2 000元还章士钊。
累计还清2万元后，又逐年付“利息”，以表感谢。
据当年见过杨开慧的一些老人回忆，杨开慧从外表看是位文静的女子，见到外人言语也不多。但实际上，她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意志也异常坚强，在20 世纪20年代，堪称社会上少有的蔑视封建习俗、思想解放的时代女性。
1920 年1 月下旬，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到离别一年半的板仓，安葬了杨昌济。
过完春节。杨开慧摆脱丧父之痛，继续她的学业。在父亲的好友、李淑一的父亲帮助下，她进入美国教会学校福湘女中读书。此前，由于她剪了短发，许多学校把她视为“过激党”，拒不招收。在福湘女中，杨开慧是全校惟一剪短发的学生。
校方认为这是“过激派”的象征，限令她三月内蓄起发来。杨开慧则坚持剪发是自己的自由。1921 年，她与四名女同学冲破阻力，进入岳云男子中学学习，实现了“男校开放女禁”的主张。
7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到福湘女中选修班教室找到杨开慧。两人在夏日明媚的阳光下散步。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到省学联当干事，帮助他工作，恋人愉快地答应了。休息的时候，他俩和朋友一起游岳麓山。
爱的甜蜜中也有苦涩。风华正茂、天天与青年学生打交道的毛泽东，也是长沙城内一些才女追求的对象。当时有个叫陶毅的女孩，对毛泽东甚有好感。对此，杨开慧非常不安。嫂子李崇德知道她的心思后，找到毛泽东，向他说了杨开慧的心思。毛泽东表白说：心爱的人只有“霞姑”。杨开慧听了放心了。
毛泽东和杨开慧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1920 年冬，19 岁的杨开慧提着她的书包，走到妙高峰下青山祠，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与27 岁的老公住在了一起。他俩相约“不作俗人之举”。没有坐花轿，没有备嫁妆，没有迎亲的队伍，没有鞭炮、彩纸和婚礼仪式。她和毛泽东掏了六块银元，请几位挚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宣布结婚了。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校学习，每到星期天，就从学校出来，到家里与丈夫团聚。他们的爱巢充满了柔情蜜意。
几多欢喜几多愁
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这对情侣成了并肩革命的夫妻。杨开慧在丈夫事业上给了很大支持，毛泽东在妻子思想上给了许多帮助。
1920 年7 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拿出杨昌济去世时亲友们给的部分奠仪费。10 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第一批加入。1921 年秋，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不久，杨开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加入共产党的第二个女性。她担任中共湖南支部的机要交通联络员。为掩护丈夫的秘密革命活动，她和母亲搬到清水塘的出租房里。与毛泽东一起住，三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
杨开慧给毛泽东洗衣、做饭，帮他收集资料，抄写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直到第三个儿子出生后，她还是为丈夫抄写文稿。她用秀丽的字迹，写下对革命事业的爱和对丈夫的情。杨开慧伏案抄写文稿的形象，深深印在孩子们的脑海中。许多年后，二儿子毛岸青在发病的精神状态中，一再重现妈妈为爸爸抄写稿子的情景，说起来令毛泽东热泪盈眶。
爱情和贤内助的帮助，使毛泽东充满了活力。1921年至1927年，他做了许许多多开创性的事情，参加中共一大，开展工农运动，参加国民党一大，与湖南军阀斗争……
1922 年10 月24 日，杨开慧在清水塘生下第一个儿子。夫妇俩初尝当父母的喜悦，为婴儿取名毛岸英。孩子的出生为家庭增添了欢乐。1923 年春节，一家三口到板仓岳母家，贴春联，放鞭炮，好不热闹。
不过，烦恼和矛盾也随之降临。年轻的妈妈养第一个孩子，既没有经验，生理上也不适应。为了照顾孩子，她黑夜白天颠倒，身体疲倦。而毛泽东天天忙于事业，也帮不上什么忙。杨开慧生性要强，也是有大志的新式女性。她一直想着和男人们一样，在社会上做救国的工作，现在却成了家庭主妇。她心有不甘。而且，令她苦恼的是，第一个孩子刚刚会在地上跑，自己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围绕工作与家庭的问题，夫妻俩产生了矛盾。
1923 年4 月，毛泽东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中共中央调他去上海，到中央机关工作。这是夫妻俩婚后第一次长别。6 月，毛泽东前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局秘书兼组织部长。会后，他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日常工作，与蔡和森、罗章龙住在闸北区三曾里一所两底两楼的弄堂房子里，合吃大锅饭。9月，因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才返回长沙，与家人团聚。
当时，毛岸英年幼，杨开慧又怀身孕，家中需要人照顾。而毛泽东为革命奔走在上海、广州之间，成了一个不回家的人。21 岁的杨开慧一人带着毛岸英，极为孤独，日夜思念毛泽东。
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一起去上海、广州，但毛泽东不理解杨开慧当了妻子和母亲后心理的微妙变化。他全身心投入革命，对妻子“拉后腿”有些不耐烦。1923年4月，他从广州回信说，大都市生活费用高，且他经常东奔西走，不能照顾他们母子，妻子倒不如留在长沙方便。他在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写道：“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他还随信抄录唐朝诗人元稹的《菟丝》送给妻子：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杨开慧看了，感到毛泽东把她当成了累赘，鼻子都气歪了，赌气不回信。
11 月13日，杨开慧在板仓家中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一家人十分欣喜。毛泽东为他取名毛岸青。
12 月底，毛泽东接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从长沙到上海，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儿子才一周岁，小儿子刚刚满月。杨开慧多么希望丈夫能在家守着啊! 两人闹了别扭，大吵一架。毛泽东是个犟脾气，杨开慧个性也很强。她被两个孩子累得脾气不好，患了产后忧郁症。毛泽东要走了。杨开慧赌气不送毛泽东。毛泽东只好一人拿着行李出门，到了火车站还一步三回头，希望看到妻子赶来送行。最后，他失望而去。
毛泽东本来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从妻子的眼泪中读懂了她的委屈，明白了两人之间的误解。他想起李白《送友人》中“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的诗句，挥笔写下了《贺新郎》，向爱妻表达他难以割舍的感情：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鸟向上飞为“翥” (zh俅)，鸟翅膀挨着翅膀为“比翼”。白居易曾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诗句。看了丈夫“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重比翼，和云翥”的心语，杨开慧心里该是多么温暖，又是多么受鼓舞啊!
1924 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2月中旬，他从广州回到上海，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同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等职。1924 年6 月，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岳母、妻子和两个儿子。一家人住进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一个叫三曾里的小里弄(今茂名路120弄7号) ，结束了魂萦梦绕的两地生活。
他们的住宅是一幢老式的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楼房，有两层。毛泽东一家、蔡和森一家和罗章龙一家合住，对外称一家人，以蔡和森之妻向警予为户主，所以又称“三户楼”。蔡和森一家住在楼上厢房，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杨开慧除帮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外，还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讲课。
1925 年9 月，毛泽东第三次到广州，工作约一年。他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成了国民党的“高官”。这年冬，杨开慧和母亲带毛岸英、毛岸青来到广州，一家人居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 号楼。杨开慧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孩子一天天长大，生活倒也相对安逸。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陷武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1927年2 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儿子岸英、岸青、岳母向振熙、保姆陈玉英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 号。这是一栋三进三天井的民居建筑，坐东朝西，砖木结构，青砖灰瓦。杨开慧在这里生下了三儿子毛岸龙，家中更热闹了。当时，由于工作忙和怀孕，杨开慧身体不太好。她拒绝了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和大家一起吃饭。
生下孩子二十天后，就又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
孩子们慢慢长大了。毛泽东回到家，毛岸英要他讲故事，毛岸青要他抱。每当毛泽东出门工作，毛岸英都纠缠着要求带他去，毛泽东总是许诺他下次带，但总是说话不算数。
杨开慧把兄弟俩揽在怀里，教他们唱歌。毛岸英3岁就会唱“打倒列强! 除军阀”的歌。兄弟俩在雨水里奔跑，穿着爸爸的大鞋学开船，拿着竹竿学打仗。毛泽东和杨开慧在一旁看着笑着。有人提醒杨开慧，看好孩子别伤着，杨开慧总是笑着说：“不会啰! 碰几下，也不要紧。”
杨开慧珍惜毛泽东这个“人间知己”，伴他政治上沉与浮。1924 年底，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意见不一，受到排斥，回韶山冲养病。他们的家随之搬到上屋场。杨开慧第一次到婆家，她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建立中共韶山支部，还与丈夫一同到她的前任罗大秀家探亲。
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们的家又搬到长沙。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党内农民问题方面的权威地位。1927年4 月底5 月初，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因与陈独秀发生分歧而再度“赋闲”。杨开慧陪同毛泽东登上黄鹤楼散心。当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毛泽东看着万里长江，写下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沉重诗句。夫妻二人为革命的前途担忧，心潮澎湃。
惟愿润之早成功
从1921年初到1927年6月，六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一家虽然多次搬家，辗转迁移，有时也因受反动军阀通缉，担惊受怕，但大多数时间，一家人还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国共斗争的风暴很快将这个家倾覆、撕碎。为了革命，他们一家人各奔东西，生死两茫茫。
1927 年7 月，国共全面决裂，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加入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反共行列。毛泽东为应付突然事变，让杨开慧带着孩子离开武汉，回到长沙郊外的板仓老家避难。三个孩子都改姓杨，大的叫杨永福，二的叫杨永寿，三的叫杨永泰。
为了反抗国民党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屠杀，共产党人准备武装起义。毛泽东放心不下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在武汉开完“八七”会议后，立即潜回湖南，秘密赶到板仓，看望在岳母家隐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家人短暂团聚。
8 月16 日，毛泽东和妻子把孩子们交给岳母，从板仓冒险潜入长沙，住进岳麓山下挂着“板仓杨”匾额的故居。从前，毛泽东和同学们来这里，与杨开慧一起聆听杨昌济的教诲。讨论如何立志和改造社会。现在，先生已去，他的学生和女儿早已结为夫妻，做的是暴动准备。杨开慧依旧照料丈夫的生活，为他抄写文件。
8月底，毛泽东离开妻子，前去指挥秋收起义。他实在放心不下这个家。临行前，他反复叮嘱杨开慧注意安全，照顾好三个孩子，继续革命。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要他扮成郎中，并要堂弟杨开明送他一程。夫妻俩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话别，竟是他俩的永别!
杨开慧牵挂着毛泽东的安危。她总等不到毛泽东的来信，心急如焚。她一夜一夜地睡不着，几个晚上睡不到一个晚上的觉。人越见枯瘦，简直要疯了。她在散记中写道：
又是一晚的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抱住了，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毛泽东也牵挂着家。他与杨开慧的联系，最初是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的。1927 年底，毛泽东从井冈山给杨开慧写信，告诉她：出门后开始时“生意”
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1928年上半年，他又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不想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以致两人一度失去联系。直到6 月的一天，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来到永新，毛泽东才知道她和三个孩子还活着。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我大病三个月，现已好，但精神尚未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第一封珍贵的家书直到1928 年初，才辗转到杨开慧手中。她在板仓连夜给丈夫回信，诉说离别后的相思之情和孩子的情况。她把信连同积攒的药品和盐巴放在几个竹筒中，让地下交通员带到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的井冈山。
1928 年6月，杨开慧听说毛泽东的脚在长途行军中被草鞋带子磨烂，化了脓，只能拄着棍子走路，特意托堂弟杨开明给毛泽东捎去了两双布鞋。
杨开慧在母亲的帮助下，一边抚养三个孩子，一边在白色恐怖中秘密从事革命斗争。她多次身穿农妇的衣服，手挎蔬菜和鸡蛋，抱着三儿子手领着大儿子、二儿子，到农村鼓励群众将革命坚持到底。
血雨腥风，长夜漫漫，关山远隔，音信不通。杨开慧独自受着思念的煎熬。
她自己处在危险中，仍牵挂着丈夫的安危。1928年10月，她写下心头的话，在想象中遥寄给远方的毛泽东：
天阴起溯(朔) 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 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 (惘) 怅无已时。
这首题为《偶感》的诗，一直没有寄出去。杨开慧牺牲50 多年后，人们在修缮她的板仓故居时才发现。一同发现的，还有她写的日记和回忆。
杨开慧和毛泽东恋爱时，就是通过互看日记和笔记交心的。孤独的日子里，她依旧记着笔记，希望见面时拿给丈夫看，共享没有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杨开慧以女性特有的细心，牵挂着丈夫的“足疾”，为孤单的丈夫没有妻子在身边照顾而担忧。她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的消息，从字里行间判断丈夫还活着，既喜又忧。
1929 年6 月20 日，她甜蜜地回忆起与毛泽东恋爱的情景，并把它写在日记中：
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1929 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36 岁的生日。杨开慧没有忘记给远方的丈夫过生日。她写道：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
1930年1月28日，她收到毛泽东寄来的信，喜悦而伤感地写道：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她曾多次要求去红军开辟的根据地，与丈夫一起工作。可惜未能成行。国民党军队“围剿”与红军反“围剿”的斗争拉锯似的进行，国民党军队屡屡被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打败。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都要缉拿住“朱毛”。作为最大的“共匪头子”，毛泽东的家庭也受到“惩处”。
1929 年，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将上屋场毛家的住宅和田地没收，产权归县团防局所有，房子租给别人居住，田地租给别人种。
有趣的是，毛泽东1936年回忆道：“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
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断的，我一定会向蒋委员长要求赔偿。”
1930 年夏，湖南省长何键派人到韶山虎歇坪，挖毛泽东的祖坟，试图以此破坏毛家的“风水”。他还悬赏1000元缉拿杨开慧。
韶山的族人们把毛翼臣坟前的墓碑埋了起来，并将一个地主的坟指给何键的部队，巧妙地使毛泽东的祖坟免遭破坏。1986年，韶山市修游山便道，挖出了墓碑，毛家祖坟才重显于世。
杨开慧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她写信给堂弟杨开明，将孩子们托付给他，万一自己遇到不测，请他照顾孩子和老母。不幸的是，1930 年初，杨开明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同年2月22日，在长沙识字岭被敌人杀害，时年25岁。开慧悲痛极了，但她并没有被吓倒。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书写传单，讽刺国民党将朱德夫人伍若兰斩首示众的暴行，在家中与儿子毛岸英、保姆陈玉英一起被捕。这天是毛岸英8岁生日。
杨开慧带着孩子坐牢，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敌人用皮鞭和木棍打她，用竹签扎她，用杠子踩她，把她打昏后用凉水泼醒，都不能使她屈服。她遍体鳞伤回到牢房，和毛岸英抱在一起，告诉孩子父亲一定会回来打“坏人”。
已叛变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向何键献策，劝杨开慧自首，以动摇共产党和群众革命的信心。敌人试图以家庭打动杨开慧，劝她说：“你年纪轻轻的，上有老母，下有孩子，何苦执迷不悟跟着毛泽东呢?只要你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能马上得到自由。”杨开慧坚决地说：“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向振熙设法营救心爱的女儿。在她恳求下，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向何键发电报，要求保释这位有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何键接电后，马上下令行刑，并欺骗蔡元培等人说接到电报前已经处决。
前去探监的六舅妈知道敌人要杀害杨开慧，流下了眼泪。杨开慧心挂孩子和丈夫，嘱咐六舅妈说：“莫难过。告诉我妈妈，叫她也不要难过，好好教育岸英他们三个孩子，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的”，“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她把儿子搂在怀里，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说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帮助他了，请他多保重。”
11 月14 日，29 岁的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临刑前，她留下遗言：“我死后，不作俗人之举。”意即不像一般人那样举行葬礼。
“不作俗人之举”———她和毛泽东结婚时，曾说过同样的话。
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妻子牺牲的不幸消息，陷入巨大悲痛，他提笔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寄款给岳母，以三个儿子的名义为亲爱的妻子修墓立碑。“人间知己”被杀，成为他永远的痛。
1950 年，毛泽东见到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再次想起了妻子。他深情地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他向当年与杨开慧母子一同入狱的保姆陈玉英，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的情况，深情地说：“开慧是个好人哩! 岸英是个好伢子哩!”他对杨开慧的表兄弟向三立说：“开慧要是在你家，就不会出事的啊!”
与前后的另外三位妻子不同，毛泽东和杨开慧是有诗词情趣的“文人夫妻”。
你唱我和，是他俩表达感情的浪漫方式。从相爱、到结合、到别离，无论是聚是散，无论是热眸相对，还是一个人间一个黄泉，他俩一直在唱和，把相互真挚的爱化成人间的绝唱。杨开慧走了，毛泽东不能再与这位师妹、战友和贤妻良母唱和了，他把对妻子的爱向她的挚友和同学李淑一倾诉：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后来将这首诗重书，赠给二儿子毛岸青夫妇，将诗中的“骄杨”改“杨花”，并解释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在他心中，杨开慧永远那么年轻，像一朵美丽脱俗的花儿。
当年帮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对杨开慧来说，毛泽东与他俩共同的信仰、事业是一体的。背叛了丈夫，就是背叛了他们共同的信仰和事业。至于个人的生命和家庭，如果必须，牺牲也在所不惜。
“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这是她的父亲说过的话。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亲上山了，母亲牺牲了，孩子们的家破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印刷发行工作的毛泽民，当得知嫂子被杀、侄子们处于险境时，十分着急，请求党组织设法将孩子们接到上海来抚养。经批准后，他通过地下交通联系，给毛岸英的姥姥写来信、寄来钱。
1931年春，60岁的向振熙老人和儿媳李崇德冒着风险，把三个外孙送到上海，交给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临行前，孩子们的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和姨妈杨开英，把他们带到棉花坡杨开慧坟前，给妈妈叩头告别。孩子们扑到坟上，放声大哭。
毛泽民含泪拥抱三个孩子，安慰他们说：“干革命总是要死人的。”他把他们安排到地下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他和妻子钱希钧时常看望他们。
不久，毛泽民夫妇撤回中央苏区。三个孩子身边没有了亲人。1931年5 月底6月初的一天夜里，4 岁的毛岸龙因患痢疾，送到广慈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调查，查清了毛岸龙“失踪”的真相。
1932 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幼稚园停办了。毛岸英和毛岸青成了流浪街头的孤儿，一个10岁，一个9岁。两个孩子靠捡破烂、卖报、卖油条、顽强活了下来。
四年中，兄弟俩受尽流氓阿飞的欺凌。毛岸青听到报童吆喊毛泽覃被“击毙”
的消息。愤怒之下用粉笔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被租界的巡捕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毛岸英把他扶到破庙里躺下，好心人找了点草药给他涂上，伤势才好转。但因脑部受伤，毛岸青落下了精神方面的终身残疾。
后来，毛岸英对亲人们说：《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悲惨遭遇，他们兄弟俩都经历过。哥儿俩多么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啊!
1936 年6 月，上海党组织在街头找到了面目黧黑、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两个孩子，把他们救出了苦海。东北军的李杜将军把他俩带到法国，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把他俩接到莫斯科。
一个人，为了信仰，牺牲个人的生命在所不惜。但如要牺牲家庭、牺牲妻子儿女，往往就难以做到毫不犹豫了。
毛泽东和杨开慧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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