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
道德楷模人人敬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杨昌济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远。正像他自己所言的，“君子所泽，源远而流长”。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湖南近代有识之士的学说。而立之年后，他留学日本六年，就读于英国三年，并游历了德国、瑞士，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这样，他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又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通过教学竭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在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是刻意模仿。在这种师生相亲相得，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处于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杨昌济接受了宋明理学中个人修养和立身处世的有益成分；他又考察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并加以批判、抉择、融汇，自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
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杨昌济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中体西用”论者，因而。他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他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礼、诚、廉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学思想上，他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伦理学观点中也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都带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与国家的远大抱负，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一师青年学生，曾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已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
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见杨昌济：《论语类钞》，长沙宏文编辑社1913 年版） 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
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 年8 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杨昌济极为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怨、诚、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以严，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以此为基点，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炼方面，他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等。这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淡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
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致谈论那些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学瓒在一首诗中，描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的这种高尚情趣：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
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存。
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
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
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人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伟人的毛泽东，就像他的老师一样，力求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躬行实践。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著精神，在读书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
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讲义》。
向老师学习，毛泽东也成为刻苦治学的范例。他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的书上，他写了一万两千多字的评语。在他最喜欢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考订、批评和称赞，朱墨纷呈，琳琅满目。因此，他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苦读生”。
此外，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的……以自己的全部人格，以坚强的道德信念和良好的道德习惯直接影响学生，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杨昌济成功的、也是非凡之处。如果说，在教育人、培养人的过程，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的话，那么，杨昌济确是一位言行相顾，表里如一，以师示范，言传身教的良师。
“精神导师”启后人
1918 年4月14日，星期天。这是一个春光明媚、草木生辉的日子。和煦的春风，吹动着清澈的湘水，掀起一层层碧波；江岸上芊绵的绿草，在阳光的照耀下，舒展着娇嫩的叶片。岳麓山上，青枫翠柏，郁郁葱葱，杜鹃盛开，花红似火。在岳麓山溁市湾蔡和森的家，聚集着十多位青年学生，他们正在这里举行新民会成立大会。
新民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关于它发起的原因和经过，在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有周详的叙述：“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发起原因，一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成为一个迫使讨论的问题。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原因之二，是为了“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于是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从毛泽东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新民学会的成立与杨昌济关系紧密———它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经常“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深受老师“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
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一大“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一师的精英，又是湘中的人杰，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许多非凡的特点。他们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追求真理的坚强毅力，冲决罗网、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蔑视旧制度、旧道德和一切权贵的革命气魄，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旧学识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都是同毛泽东一样师承杨昌济等良师的。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他创建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因之，如果我们撇开成立新民学会的政治意义不讲，单就毛泽东的个人成长而言，它不啻于是他通向成功的基石与阶梯……
今天，当人们探讨和评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时，我们千万不应当忽略他的老师杨昌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昌济先生是新民学会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毛蔡二君皆英才”
1918 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接到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当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临别之时，毛泽东和同学们到火车站给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前，杨昌济再三嘱咐：“润之，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汽笛声中，师生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结束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学生生活。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同学中的大多数人不想急于谋职，都希望趁年轻继续升学深造，可是又苦于缺钱，连自学的栖身之所和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因此大家在彷徨的状态中度过这个暑假。这期间，毛泽东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指路。
正当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随即，毛泽东、蔡和森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专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
随即。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负责联系有关事宜。不久，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 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20 多人，从长沙启程赴京。
由于沿途辗转，约在9月上旬才到达北京。
这次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出远门。在古都北京，“身无半义”的毛泽东，得到了杨昌济先生慈父般的关怀和照顾。初到北京，毛泽东和同学们吃住都很困难，凭杨昌济全力操持，大家才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三间小房子安身，这便是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毛泽东则被杨先生留住家里，由于房子较窄，只好和杂役挤在一间房里睡觉。吃饭也在杨先生家里。有时，师母向振熙还特意为他做几样可口的湖南家乡菜，让他饱饱口福。在杨家，毛泽东体验着老师全家亲人一样的挚爱，他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到阔别的家里一样温馨。
当时，北京米珠薪桂。杨先生一家加上毛泽东和杂役，一其六口人过生活，全靠杨先生微薄的薪水维持，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要求杨先生帮助找事做。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展，便先把湖南来的青年安排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又推荐萧子升给法华教育会的李石岑做秘书，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元，解决了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不久，为了上班和与湖南同学商讨事情便利，也是为了减轻老师的经济负担，毛泽东离开了杨昌济家，搬到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居住。后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曾描述过当时的居住情况：“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生活上的困难。除了睡觉之外，还有吃饭问题。开始，毛泽东他们在馆子里吃饭，因为饭钱太贵，口味上也不习惯，后经大家商议决定自己起伙。北京买大米困难，只得吃面，但南方人不会做面食，闹出种种笑话。有一天，罗章龙买了个脸盆，萧子升就用它做了一盆“糨糊”，大家外出工作和学习一天，肚子很饿，但谁也吃不下。由于生活太苦，有几个人病倒了。
杨昌济得知这些情况后，一方面为生病的学生请医送药；一方面隔三差五让毛泽东等学生到家里吃饭，加强他们的营养。这样保证了大家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使他们早日成行，杨昌济还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将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利息，提了出来。同时，杨昌济还通过他的老友章士钊出面，组织义捐，筹款2万元，全部资助给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杨昌济对赴法勤工俭学之事的热情支持和赞助，使毛泽东等湖南学子十分感激，也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
在师生频繁往来的日子里，杨昌济发现学生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赞许下，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北海，游览故宫，欣赏古都风光，体验着爱情的甜蜜。
作为父亲般的仁慈长者，杨昌济精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关怀着他的个人婚娶大事；而作为老师，杨昌济更注重毛泽东知识的长进，学问的更新。
在进入北大工作不久，根据杨昌济的建议，毛泽东利用自己身为北大职员的有利条件，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他除了在工作之余常去听哲学、文学、伦理学等系科教授讲课外，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其中的哲学研究会，是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等十二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起成立的，旨在通过定期的讲演和报告会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北大学术气氛。毛泽东通过参加这些团体的学术活动，汲取了新的知识，结交了名流学者。同时，为了使毛泽东接触知识界的名流，杨昌济还让学生利用工作便利多向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聆教，并推荐他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在交谈和接触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和才干，受到了这些第一流学者的关注。
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文化及各种思潮汇集和角逐的场所。在这里，毛泽东及时阅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同时他也读了不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对于毛泽东思想上的骤变，杨昌济是喜忧参半的。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主张人是应该有哲学头脑和思想信仰的；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更欣赏学生在对信仰追求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执著；但作为一个纯粹的教授和学者，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学生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而不希望他走什么政治之路。不过，他是一个开明而豁达的长者，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不久，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将从北京去上海，乘海轮启程去法国。毛泽东决定，放弃北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再回湖南，到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1919 年3 月12 日，毛泽东向杨昌济先生一家辞行，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刚回湘的毛泽东，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同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湖南五四运动的军阀张敏尧展开公开斗争。
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 月初，病情较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得悉老师病重的消息后，他顾不上旅途劳顿，立即到医院看望，以后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次前往探视。
和自己心爱的学生久别重逢，杨昌济感到莫大的安慰，病体就好像一下子康复了许多。在那些日子里，师生常常在医院轻声细语地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湖南局势，谈国家、湖南和毛泽东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当杨昌济了解到学生自前次分别回湘已有所作为的情况后，内心非常高兴。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多年来，他像园丁一样在教育的园地里辛勤劳作，所求的是为国家民族栽培一批有用之材。如今，眼看自己的一大批学生，特别是参加新民学会的许多学生，就像早春的蓓蕾，含苞待放。这当中尤其是毛泽东、蔡和森二人，他们不负师望，多年来勤奋读书，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在个性中已经形成极富特征的良好品质，像这样发展下去，真可望成为“建国之用”的栋梁之才。“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自己的宏愿将可成为现实，这实在是一位教师的最大快事!
但是，杨昌济心中明白：他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感到有一桩心事尚未了，这就是要把毛泽东和蔡和森推荐给有关教育当局，以便在自己故去以后，有人对他们加以提携。于是，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后，杨昌济感到浑身极度轻松、爽快。他在临终前与友人谈话时还说：“吾意正畅。”然而。就在他说罢这句话时，便溘然长逝了! 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
病魔终于夺去了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
(https://www.24kkxs.cc/book/4237/4237677/24562769.html)
1秒记住24K小说网：www.24kkxs.cc。手机版阅读网址：m.24kkx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