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傲娇顾秋妍

列车长看清证件，脸色一白，忙不迭地点头哈腰，转身小跑着去叫警察了。鲁明斜睨了一眼捂着肋部、疼得说不出话的四眼仔，又看向收拳而立、面色平静的周乙（叶晨），眼神里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又恢复了那种精明的审视。

刘奎也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一向以沉稳、甚至有些“阴”著称的周乙，会如此干脆利落地动手。虽然只是简单一拳，但那速度和角度，明显是练家子，而且带着一股子……街头斗殴般的狠辣劲儿？这和他印象中（或者说听闻中）那个总是深思熟虑、用智不用力的周股长，有点对不上号。

“周股长，火气不小啊。”鲁明扯了扯嘴角，似笑非笑，“这小子嘴欠，是该教训，不过……你这手法，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他试探着。

叶晨（周乙）掸了掸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将吸了一半的烟叼回嘴角，动作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痞气，与刚才出手时的凌厉形成微妙反差。

“在关里待了一年半，三教九流见得多了。”

叶晨的声音不大，带着点烟熏的沙哑：

“那边讲究‘立威’，光靠嘴皮子和脑子，有时候镇不住场子。有时候，拳头比道理好使。

再说了，”他瞥了一眼疼得直抽气的四眼仔，“这小子不长眼，敢当着咱们特务科人的面骂‘狗特务’，不给他长长记性，以后哈城的治安还怎么维持？咱们的脸往哪儿搁？”

叶晨这话说得……既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变化（关里历练），又抬高了出手的“正当性”（维护特务科颜面），还带着点东北爷们儿“护犊子”、“讲面子”的混不吝劲儿。

不再是那个永远隔着层玻璃、让人捉摸不透的周乙，倒像是个在外头混过、长了见识也添了脾气的老资格警官。

鲁明眼神闪动，似乎在消化这个“新”周乙。刘奎则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好像觉得这话在理。在特务科这种地方，有时候确实需要这种“横”劲儿。

很快，列车上的警察赶来了，恭敬地向鲁明和周乙问好。鲁明吩咐他们把四眼仔押去行李车，仔细搜查行李，重点找“违禁品”。

叶晨没再过多关注，只是对鲁明说道：

“鲁股长，你们先忙，我回座位歇会儿，这火车坐得人浑身不舒坦。”语气随意，仿佛刚才那凌厉一拳只是随手为之的小插曲。

鲁明点点头：“行，周股长你先歇着，这儿交给我和小刘。”

叶晨（周乙）回到座位，重新拿起报纸，但注意力却高度集中。他刚才的举动，是刻意为之的“微调”。

原主周乙的“完美”潜伏策略，在叶晨看来，其实存在一个隐性风险：太过“完美”，反而显得不真实，容易引发高彬、鲁明这类多疑者更深层次的探究欲。

一个毫无性格弱点、永远冷静理智、做事滴水不漏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疑点。

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尤其在这种鱼龙混杂的特务机关里，适当的“糙”，适当的“脾气”，适当的“小毛病”，反而是最好的保护色。

一个会因为被当面辱骂而动手教训人的警官，一个在关里历练后带了点江湖气的“老手”，远比一个永远端坐在云端、不食人间烟火的“智者”更让人感到“熟悉”和“可掌控”。

高彬可能会怀疑周乙的忠诚，但面对一个似乎“堕落”得更符合特务科某些习气的周乙，他的怀疑方向或许会偏移。

是从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潜伏者”偏移到一个“可能被关里染缸污染、变得更油滑但也更实际的官僚”？

后者虽然也可能有问题，但威胁等级和追查的迫切性，在心态上是不同的。

对鲁明而言，一个会动手、会讲“面子”、似乎更容易“理解”的周乙，可能比那个高高在上、智珠在握的周乙，少一些直接的智力压迫感和嫉妒的诱因，但多了一些可以“打交道”、甚至可能利用其“脾气”做文章的错觉。

至于刘奎这样的新人，一个看似强硬、直接的上司，可能比一个深沉难测的上司，更容易让他产生服从或畏惧。

当然，这一切“微调”都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偏离周乙的核心人设（专业、能力强、有一定地位），更不能真的变成莽夫。刚才那一拳，时机、理由、力度都恰到好处，既展现了“变化”，又没有过度。

叶晨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实则心中清明如镜。他知道，刚才那一幕，鲁明肯定会汇报给高彬。

这，就是他抛给高彬的第一个“饵”——一个似乎因关里之行而有所“变化”的周乙。看看高彬这条老狐狸，会如何解读这个变化。

……………………………………

天色已彻底沉入墨蓝，一九三八年末的哈城被罩进一片奇异的低温里。冷风在街巷间穿梭，带起地面残雪碎末，旋而又落回寂静中去。

街灯稀疏，光线昏黄，像一只只疲惫的眼睛，勉力映照着这座城市斑驳的、光暗交织的面孔。

中央大街两侧，那些罗马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的建筑轮廓，在夜色里沉默地耸立着，依旧能辨出昔日的华丽与嚣张。

几处依然亮着霓虹招牌的店铺——多半是挂着俄文或日文店名的餐厅、咖啡馆、舞厅——透出些暖昧的光，映着偶尔路过的、包裹严实的身影。

空气里，若有似无地飘着烤面包和劣质烟草的混合气味，还有一丝属于这座北国都市冬季特有的、清冽而肃杀的寒意。

这就是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城，一个在一九三八年末呈现出极度复杂面貌的城市。一方面，它曾是国际化大都会，拥有大量外国侨民。但另一方面，它现在是伪满洲国治下的“大都市”，一九三八年末人口已超过四十万。

城市表面的欧陆风情与骨子里的殖民统治、萧条压抑，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就在这冰冷的冬天里，一辆墨绿色的旧式拉达出租车，发出不甚顺畅的“突突”声，碾过有轨电车轨道，拐进了一条更为僻静的街道。这景象本身，就是一种时代与阶层的注脚。

车厢内，顾秋妍双手紧握着膝上的小皮箱，指节有些发白。她侧着脸，望向窗外飞掠而过的、陌生的城市景象，心跳得有些快，既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任务与“丈夫”，也是因为这辆正在载她前行的、新奇的“营业小汽车”。

她知道哈尔滨有出租车，在关内就听说过这“东方小巴黎”的摩登。可真正坐上来，感觉却完全不同。车身狭小，皮革座椅磨损得厉害，散发出一股混杂着机油、尘土和旧呢子大衣的气味。

最奇特的是，她能感觉到一股与寻常汽车不同的热力，从车身后部隐约传来，还伴随着煤炭燃烧时轻微的“哔剥”声，以及行驶中偶尔的、令人不安的“一拱一拱”的顿挫。

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男人，戴着顶油腻的毡帽。顾秋妍记得，上车时他说了句“小姐，去的地方可不近”，语气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打量。

车费贵得让顾秋妍暗自咋舌，几乎抵得上她在关内时，听闻的一位北大图书馆馆员近半个月的薪水。

这不是普通市民能轻易负担的出行方式，它更像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只有在“新京”、哈尔滨这样的“上等”城市才有的、带着殖民与特权印记的便利。

车子驶过一片较为昏暗的区域，路边是成片低矮破败的平房或木板房，在寒风中瑟缩。偶尔能看到裹着破旧棉袄的人影匆匆走过，很快消失在狭窄的巷弄里。

这与刚才经过的那些灯火依稀、建筑堂皇的街区，仿佛是两个世界。顾秋妍知道，对于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华夏人而言，生活是另一番景象。

大米是专供鈤夲人和高级伪满官吏的，普通百姓吃了就是“经济犯”；布料粮食严格配给，多数人穿着打补丁的棉布或粗糙的“更生布”，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已属不易。

她身上这件质地尚可的呢子半大衣和羊毛围巾，在这里，或许已经算得上相当体面的装扮，足以让她“融入”需要乘坐出租车的那个阶层，却也无声地标示着她与车窗外那些沉默疾行的大多数人的距离。

出租车又拐了几个弯，最终在一处相对安静的住宅区边缘停下。这里多是些二三层的小楼，样式是中西混杂的，带着小小的院落，透着中产阶级的体面与克制，也透着这个时代特有的、小心翼翼的封闭感。

“到了，小姐。就是这儿。”司机停下车子，那烧炭的炉子终于歇下来，不再有那股子闷热和怪响。

顾秋妍付了钱，提着皮箱下车。冰冷的空气瞬间包裹了她，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抬眼望向面前这栋小楼。

二楼的一扇窗户透出温暖的橘黄色灯光——那是“家”的灯光，是她即将要进入的、与一个陌生男人共同构建的“生活”现场，也是她地下工作的第一个、也是最危险的战场。

她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痛了鼻腔。远处，不知哪里的钟楼，传来沉闷的报时声，回荡在哈尔滨冬夜的寂静里。她整理了一下围巾，挺直脊背，朝着那扇透着光亮的门走去。

门内，等待她的，是必须立刻熟悉的“家”，是可能无处不在的监听与监视，是那个名叫“周乙”的、决定她任务成败乃至生死的关键男人。

而她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周乙（叶晨），正坐着鲁明和刘奎的车，在返回警察厅的路上，刚刚以一种她绝对想象不到的方式，完成了与高彬的第一次、无声的隔空交锋。

出租车在她身后缓缓开走，融入哈尔滨浓得化不开的雾气中。车尾隐约可见那个为烧炭而改装的、略显笨拙的装置轮廓，像一个突兀的时代印记。

指尖落在冰冷的门板上，却没有立刻敲下去。顾秋妍站在哈尔滨街头的寒气里，盯着门缝下透出的那一线雪光，胸中却是一团更冷的郁结。

凭什么？

这两个字在她心里反复灼烧，烫得她指尖发颤。她是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专家，是能用指尖在发报键上敲击出复杂密电、能在复杂电波干扰中准确捕捉信号的高级电讯员。

她学的是最尖端的技术，应对的是国际共运层面最复杂的通讯难题。她是被当作“武器”和“大脑”培养的，不是来这种敌占区核心、扮演一个陌生男人“妻子”的戏子！

更何况……她下意识地、极其轻微地将另一只手覆在小腹上。那里还很平坦，没有任何迹象，可她知道，一个新的生命正在里面悄然生长。

这是她和丈夫爱情的结晶，是他们分离前最珍贵的纪念。她本该在更安全的地方，怀着忐忑与甜蜜的期待，等待与丈夫团聚的时刻，而不是拖着刚刚显怀、需要格外小心的身体，潜入这龙潭虎穴，与一个连照片都没见过的男人朝夕相对，假扮夫妻！

这任务本身就透着荒谬和不负责任！难道抗联那边没人了吗？非要派一个怀有身孕的资深电讯专家来执行这种潜伏任务？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一个孕妇的情绪波动、身体反应、乃至未来日益明显的体态，都会成为无法控制的巨大风险？

这不仅是把她置于险地，更是对她腹中孩子的不负责，是对革命后代的不负责！

顾秋妍的眉头紧紧蹙起，良好的教养让她把冲到嘴边的斥责和质问死死压了回去，但那怒火却烧得她脸颊微微发烫，即便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空气里也能感觉到。

她不是那种会撒泼打滚、哭闹不休的女人，她的骄傲不允许。可这无声的愤怒，比任何咆哮都更让她难受。

她想起临行前，那位头发花白、眼神疲惫的老魏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秋妍同志，这个任务非你莫属。我们需要一个技术过硬、背景清白，并且……需要有一个合理理由长期居留在哈尔滨、又不引起怀疑的人。

周乙同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同志，他需要一个‘家庭’作为掩护，这个‘妻子’必须尽快到位，而且要看起来自然。

你有无线电技术，可以协助他工作；你从苏联回来，背景经得起一定程度的调查；而你和周乙同志的‘结合’，可以解释为在苏联相识……这是目前我们能想到的，最合理的方案。”

最合理的方案？顾秋妍当时几乎要冷笑出声。把她一个孕妇塞进敌特心脏，和一个陌生男人绑在一起，这叫“合理”？

这分明是赌博！用她的生命、她孩子的未来、还有那位素未谋面的“周乙同志”的安全，在进行一场毫无把握的豪赌！

她知道老魏他们的难处，知道哈尔滨地下组织的艰难，知道周乙处境可能非常危险。可理解归理解，情感上，她无法接受这种被当作“棋子”、而且还是带着附加风险（孩子）的棋子，硬塞进一个漏洞百出的计划里的感觉。

她的专业素养告诉她，这个潜伏计划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太多不确定性和情感变量上，极不严谨。

一个合格的潜伏者，尤其是扮演“妻子”这样的核心掩护角色，需要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和心理建设，需要与搭档建立绝对的信任和默契。而她呢？仓促上阵，身心俱疲，还带着一个无法隐瞒的“秘密”。

这感觉糟透了。仿佛她那些年在莫斯科刻苦学习的专业、她引以为傲的技能，在这种简单粗暴的“任务需要”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

她更像一个被随意摆放的“道具”，一个用来填补“周乙妻子”这个空缺的、恰好符合条件的“物件”。

寒风卷起地上的雪沫，扑打在她的脸上，冰冷刺骨。顾秋妍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压下翻腾的心绪。她知道，门终究是要敲的。

任务已经下达，没有回头路。她的骄傲不允许她临阵脱逃，她的信念也让她无法真正放下肩上的责任——尽管这责任来得如此憋屈和不甘。

只是，那个即将见面的“丈夫”周乙，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理解这任务的荒诞吗？他能体谅一个孕妇在这种环境下的艰难和情绪吗？

还是说，他也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必须接受的“任务部件”，一个需要小心使用、不能出错的“工具”？

顾秋妍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中那些激烈的情绪被强行压了下去，只剩下一种沉重的、带着戒备的平静。她不能把个人情绪带进任务，至少，不能明显地带进去。这是她作为受过训练的工作者最后的职业操守。

她终于抬起手，敲响了门。

“笃，笃，笃。”

等待开门的那几秒钟，无比漫长。顾秋妍能听到自己有些过快的心跳，能感觉到小腹深处那若有若无的、属于新生命的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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